王逸舟:国际软实力竞争 中国需要迎头赶上

作者:王逸舟

今天的世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西方一方面非常乏力,但它仍然在国际公共产品制定、国际规则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虽然有人口红利,并且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但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方面仍有很多不足,处在话语权制定的劣势,这是我们今天认识世界特别需要重视的方面。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客出发地,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一个迅速富裕大国,老百姓从过去在本土玩,现在开始到世界各地去观光,这是好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足,比如很多人旅游回来以后,谈论最多的是到了什么地方、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些人甚至骄傲地宣称,“纽约地铁比北京地铁脏多了,巴黎就那么回事,所谓的发达国家,我看根本没有我们政府有钱”。这种想法催生出一个问题:那还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已经领先了,该输出模式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这些自大心态恰恰是让我最为担心的。整体上看,中国现在有优势也有劣势,我们的软实力仍需要大幅度提升,我们在国际规则、国际公共产品方面仍然是一个新手。有些西方国家虽然财政收入不如我们,市场抢占能力似乎有所下降,但是它们在国际规则话语权上仍然具有巨大的领先优势。

王逸舟:国际软实力竞争 中国需要迎头赶上

什么叫国际规则?什么叫国际制度?我举个例子说明。比如在全球的高边疆领域如何安排各种制度。再比如英语跟汉语相比仍是一种更具有全球性的语言,虽然中国有十几亿人讲汉语,但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是用英语或法语书写出来的。纽约、巴黎、日内瓦、维也纳等地的奢侈品商店不一定比我们多,城市地铁不一定比我们新,但是这些地方输出的国际公务员比我们多得多,在这些地方发布的国际制度、国际公约比我们多得多,在这些地方所讨论的重大国际危机的解决方案比我们多得多。这就是差距。

不久前,北京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北京一些重要单位等迁往通州,那边正在建北京市的新城,北京作为全球大都市,在规划上更多的还是硬件安排,比方说城市的路网、各种各样的电力、各种各样的功能设施,唯独缺的就是有多少是留给国际组织进驻的。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全球主要都市中的国际话语权、国际方案、国际公约能够提供多少呢,又有多少北京市的干部能够到国际组织去任职呢?很多耳熟能详的国际公约,如《巴黎气候协定》《京都议定书》《维也纳公约》《日内瓦公约》《奥斯陆和平进程》,这些在国际政治中耳熟能详、盛名鼎鼎的大城市,以城市名推出的制度比北京要多得多。

如果从国际制度制定、从国际组织的入驻水平、从国际话语权来看,我们的一线城市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我们既要加大经济投入,又要增加这方面的干部人力资源培养。

在全球科学技术发明、重大知识产权的缔造领域,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最好的大学,每年的收入、校务捐助都是非常大的。国际上的一流高校除少数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之外,如果从资本、从人的数量、从学校财政而言,中国这些高校都是领先的。但实事求是说,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要几十年。哈佛大学培养了上百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北京大学只培养出一位屠呦呦,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二战结束70多年来,美国获得 70%左右的诺贝尔科技奖, 这说明大学不光要有钱,它更多地需要有新的知识、新的发现、新的前沿课程。我们软实力差距远远大于我们在硬实力上的差距。中国在核武器、高铁、公共建设等硬指标上已经迎头赶上,但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话语权上还差得很远,所以我想对那些从国外回来觉得没什么好学习的朋友提醒一句,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在全球国际组织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影响力,比如全球难民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濒危物种的保护、全球核扩散,我们能拿出多少现成方案?现在海洋成为大国角逐的“中原”,全球150多个国家争先恐后向海洋出发,海洋的运输、海洋的科考、海洋的资源、海洋的竞争已经展开角逐,海洋军事冲突在未来会越来越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提出方案?中国在南海、东海、黄海建造了大型基地,有更大的船队,有三沙市、三沙警备区,这是国内的安排,但在全球海洋国际关系、海洋制度领域中,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制定规则、能够让全球跟进的水平。西方从硬实力来看是在衰败、在下降,但是它在国际规则话语权方面仍然相当有优势。中国在物质领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软实力、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千万不能够过于自满。

最近我在做一项研究,在全球大国和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排名中看一看中国处在什么位置。我的发现是这样的,中国在某些领域相当抢眼、排名靠前,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倒数几位,到目前在被调查的 110多个国家中居第40位左右。20世纪70 年代后期,中国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当时号称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产值连全球的1.5%都不到,也可以说是用“不到 1.5%的蛋糕”养活全球 22%的中国人口,那个时候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人都得节衣缩食,粮油凭票供应。“文革”后期我下放到农村,感觉没有吃饱过。有一年春节前夕从农村回城探家,父母亲带我去餐馆吃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餐馆里面讨饭的人竟有那么多。

中国在过去几年消除了5亿多贫困人口,60%以上的人吃不饱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是最大的进步。近年来,中国的维和经费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优势,是我们最漂亮的成绩单。

从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看,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强调男女平等,女性曾经特别不平等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当然今天还有很多隐性的歧视妇女现象,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属于性别平等指数改善非常快的国家,在近160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已经进入了前40位,居于第36、37位。中国的治理效率在全球成效显著。什么叫治理效率?就是在城市面貌、环境改善等领域,只要中央有号令,只要各级政府动起来,效率之快是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完全无法比拟的,全球排名靠前。但是研究也表明,我们有很多领域成就居中甚至落后乃至垫底,而我们的媒体、研讨会,谈成就比较多,不足却谈得很少,我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们有什么不足。如果我们干部出去考察一圈,回来说中国最好,国外没什么可学的,中国的进步就停止了。

我最近研究各种各样国际排名的指标,觉得还是有很大问题的,如在各种证照的办理方面,中国的官僚主义,中国的低效率,中国所盖的章之多,在被调查的190多个国家中处在第177位。普通老百姓办照之苦、公章之多虽然有所改进,但中国在这方面仍是全球公认比较差的。

再比如法治排名,我们经常讲中国要依法治国,特别近年强调宪法,强调法律,强调各级法院的作用,虽然中央这么号召,但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法治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在全球200多个行为体、国家或者地区排名中,我们现在约在第110位左右。

从性别平等看,中国性别平等比过去有很大改进,但跟北欧相比还是差得很远,在北欧,女性的成就、女性官员比例之高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当然也有文化差别,有历史原因。

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在有关新闻、出版、写作、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度、适宜度方面,中国也是相对比较靠后的。另外,中国的助人指数低,这出乎我的预料。什么叫助人指数?就是愿意帮助那些跟你素不相识的人,在他有困难或危难之时出手相助。按道理讲,中国作为文明之邦、文化古国,过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曾经令世界敬仰。但是目前在全球被调查的140个国家和行为体中,中国是最后一位。当然这个调查数据是不是完全可靠,是不是完全充分,可以讨论,在志愿者所花费的时间投入指数方面,中国在140个被调查国家中处于第138位,也是很靠后的。中国人现在赚钱很多,但是做志愿者的人少了,这点要好好反思。

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我们的领导人特别强调,一定要培养当地的干部,培养人力资本。尼日利亚、苏丹在过去殖民主义时期,西欧国家去拉石油、拉资源,给一点点钱,等到石油等资源用完了就撤走。中国企业进驻后,在购买石油的同时,为当地培养干部、培养技术人才,比如中国在南苏丹、尼日利亚等著名的石油产地,为当地培养了很多干部,帮助他们建立起相关的人力资源,这是我们援助有效性的另外一面。中国越来越多的央企,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给予了更多的援助。但是即便如此,我作为研究者发现相关的这些数据不太容易拿到,如果不是事先听说,我即便到那个国家去也无法掌握这些数据。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研究者能够便捷地获得数据,能够更好地做出比较研究,他们获得资源的方便度比我们高出很多,网络、资料库、政府公开发布的白皮书,企业发布的各种图表、报告、季报,都很容易获取。中国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即便做了,但透明度仍然不够。

信息透明度不够,与我们走进国际社会的不适应性有一定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去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按照国际惯例执行契约,发布相关报告,同时还要去保护应该保护的一些数据,此外像纳税、生存质量、环境绩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监管的质量等等,其中有些我们做得很不错,有些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制度性安排、在各种“走出去”的步骤方面,还有哪些环节的缺失,是未来中国在国际格局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现在,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从综合指标来看越来越接近第二大国,或者说已经处在第二大国位置上,中国的 GDP、军费都是第二位。我们在很多领域,如钢铁生产、高铁、投资建设、旅游都是属一属二的,有些乐观的经济学家甚至估计未来5到10年中国好好反思。将全面赶超美国。我觉得要冷静地看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既不能够丧失信心,又不能虚骄之气太盛,把我们的一些差距、把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给掩盖住了。

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5年里,中美两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是完全不同的。美国跟中国相比,处于由盛到衰越来越乏力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时,美国人高兴坏了,觉得传统的对手——红色帝国没费一枪一弹就这么瓦解了。兴奋之余,美国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手了,而且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克林顿总统执政那几年是美国战后发展最快的时期,叫“克林顿盛景”,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犯错误了,在其顶峰期开始挥着棒子到处教训人,到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收拾了本·拉登,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把他给绞死,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一系列的强人政权在美国大棒下一个个倒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中东地区乱象横生,美国人似乎是打一场胜一场,没有任何军队能够跟美国对抗。但是这个过程也让美国逐渐地陷入了泥潭,美国大量地透支了军费、透支了人力、透支了美国一度有的黄金盛景。近年来美国开始出现了无法持续的局面,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要从中东等地撤出,原先那些高调的口号都不喊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更是直截了当说,我不要什么全球化,也不到别的地方去帮人家做什么事,美国人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其由盛而衰的结果。

中国近25年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刚好相反,25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是比较边缘化的,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加速改革的景象,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始了一个新的崛起期。2008年北京奥运提出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更是彰显出中国崛起的势头。2009年,我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0年,我国军费成为世界第二,而现在我们的科技投入,我们在全球推进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政府掌握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现在中国仍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其他国家看到中国这么大的气势,这么多外汇储备,在全球推进“一带一路”,积极地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引进资本,并且开始大规模地输出游客,输出各种各样的船队,国民更加自信。这个过程看上去,是中国从一个相对比较孤立的、比较边缘化的、低水平的困难局面,一步步地走向崛起。如果说美国是战略收缩,中国则开始了针对全球的战略出击、战略扩展。这 25年,中美之间发展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国家都谈论中国什么时候取代美国,中国是不是要做新的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很高兴、很自豪的,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要输出模式,输出中国发展经验,输出中国在联合国的提案。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要警惕,要小心,越是这个时候越要避免过度的虚骄之气。美国人犯的错误恰恰是在美国发展最好的时间。

大国兴衰的轨迹证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周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只有发展,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只有衰败,所以中国过去讲战略机遇期,现在讲历史机遇期,我觉得领导人其实很清楚的,不可能一百年一千年永远是你的盛景,在历史机遇期如果能抓住自身的不足进行改革,修正自身与世界的差距,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影响力以及对外部利益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眼界、社会的和谐程度、经济成长及公正性的持续平衡推进、国民的民心向背以及在国际上提供公共产品、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复杂的动态的平衡的过程。而且大国跟中小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小国家完全有可能随波逐流,有可能是被裹挟者,经常身不由己。随着国际体系的动荡而飘移,大国像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如果成功了,主要不是外部的出手或机遇,而是它的体制、战略以及领导人的眼界。反过来说,大国的失败跟小国不同,小国哪怕干得再好,领导人再优秀,也有可能身不由己被大国所裹挟,被世界“风浪”所淹没,大国是不可能被外部的风浪所淹没的,大国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其内部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一定是战略思维出了问题,一定是这个民族的盲点最终妨碍了国家的崛起。

我们一定要明白真正的输赢在内而不在外,未来中国的崛起,动力主要不在外部,比方说在南海跟美国较劲,或者把钓鱼岛夺回来,或者把周边某个还存在矛盾的地方一举拿下。现在很多人在推着领导人要把这里拿下来,把那个揍一顿,我认为这缺乏理性,我国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看清全球的趋势,冷静地审视自身的位置,看到长处和不足,一方面继续发挥优势,更重要的是去弥补短板。

在国际上,我们在软实力、国际公共产品、规则的制定等很多领域还有差距,在社会方面也有差距。我们外部的很多问题、差距,恰恰是国内体制机制问题的折射,国人素质不高,在海外旅游中的一些不良表现,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发展不足。在未来的世界,中国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比如贫困问题能不能彻底消除;政治腐败是不是能够根除,能不能从运动式的变成制度性的;从前期重视发展速度、忽略生态环境到现在两者并重如何落实;社会和谐程度、公正程度、透明程度、言论的通畅程度等领域中间的提升、改善,才是中国提升自己世界地位的最重要基石。

来源:《现代国企研究》2018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