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家庭如何“鸡娃”

文/王绮婷

曾有一位上海妈妈在网上晒出孩子拿到“幼升小录取大满贯”的文章,文章记录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考上名牌小学,自幼儿园起就参加补习班,学习英文、数学、逻辑题……经过半年的紧张备考,最终拿到四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文章令网友们不禁感慨,现代家庭的育儿焦虑是如此严重,“鸡娃”竟然从幼儿园就要开始。

现代社会充满竞争,文凭因与就业的强关联性,被视为关键的个人竞争力,也让教育系统成为一种人才筛选系统。于是,孩子能否获得名校学位被许多家庭视为一种重要的人生资本,针对大学考试的教育也开展得越发低龄化。布朗大学教授希拉里·弗里德曼将这种提早进行大学入学竞赛的育儿现象称为积累“童年竞争资本”行为,她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课外活动情况进行田野调查,分析“竞争性童年活动”的成因与现状,揭示背后深层的社会机制与结构性问题,并根据调研结果写成《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一书。

美国中产家庭如何“鸡娃”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美]希拉里·弗里德曼著,董应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第一版,88.00元
从书中可见,美国的童年教育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比亚洲家庭更宽松,甚至,他们的“鸡娃”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参与调查的家庭中,基本上孩子们的培养都以考入哈佛等常春藤盟校为目的来设计。因美国的大学招生极注重考察学生的课外活动,于是在保证学业的情况下,孩子自小进行大量课外训练,赢得尽量多的奖项,便成为美式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典型例子就如冬奥会冠军谷爱凌的培养经历,4岁开始滑雪,6岁树立上斯坦福的目标,训练比赛之余参加补习班和刷奥数题,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斯坦福大学。

美国教育与课外活动的密切联系,主要与其国家文化中公认的体育价值观有关,同时也是一系列社会歧视问题的历史遗留。20世纪初,因当时只有中产以上的白人家庭才会有参加俱乐部和体育活动的条件与习惯,美国的名牌大学为阻止移民的孩子进入,制定了需考察课外表现的录取标准。现今美国大学招生的歧视情况虽有所改善,但重视课外活动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催生出成熟的儿童竞争性活动产业链。

弗里德曼通过对足球、舞蹈、国际象棋三项儿童活动训练的调研,描绘出一个由培训—赛事组织—评级机构及其上下游组成的庞大产业,同时揭示了产业体系里各种利用父母的育儿焦虑来盈利的“微妙之处”。竞争性儿童活动作为美国高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已内嵌至社会生活中并被制度化——这里不是指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相反,这个行业经历了高度的商业化发展。商业化的结果之一就是昂贵的收费,不仅挑战着家庭的经济实力,也让其成为美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阶层固化的“推手”。

中产阶级成了美国“鸡娃大军”的主力人群。中产有充裕的经济能力去支付不菲的训练和比赛费用,同时,他们出于担忧阶级下滑而产生的育儿焦虑也最为严重。而那些付不起费用的家庭与孩子等于变相地被排挤出了这场童年“竞赛圈”,教育资源也藉此实现了阶层的倾斜,就如社会学家柯林斯所言:“一个以文凭为形式去生产抽象文化货币的竞争体系的兴起,是造成20世纪美国社会阶级分层的主要力量。”

那么,是否让孩子参加课外训练就一定能考上名校? 弗里德曼坦言,基于统计条件所限,没有充分数据证明两者的必然联系。包括受访的家长们也明白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性,但他们有着其它方面的现实考量,就是希望通过竞赛来让孩子的“各项能力全面发展”。这些能力包括:1.内化获胜的重要性;2.学会走出失败,赢在未来;3.学会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4.学会在高压环境下获得成功;5.坦然地在公共场合接受他人的批评。换言之,让孩子养成能适应未来竞争的抗压力和内驱力,是家长投入课外活动的重要期望。

在社会化能力培养的教育共识下,具体的育儿策略又会因为父母的价值观,孩子的性别与家庭的阶层而产生不同选择。书中特别探讨了女童的三种教育脚本:学舞蹈的优雅女孩、学足球的进取女孩和下国际象棋的“粉红战士”来说明此观点。调研数据显示,让女儿学舞蹈的多为中产的中下层家庭,这些家庭通常持有更保守的性别观念,希望女儿更具传统女性气质;学足球、国际象棋的多是中产的上层家庭,父母们希望女儿不要变得太“女性化”,将来在职场上能更好地与男性竞争。

在调研了家长的心理后,书中最后部分着重关注孩子们自己的感受。孩子们是否喜欢课外训练并理解父母的用心? 令人意外的是,受访问的大部分孩子都表示出较强的适应性,对竞争和处理压力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认知。孩子们尽管对训练有所抱怨,但对比赛本身是喜爱的。他们喜欢因自身成就而获得认可,明白“赢”代表着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在当下与将来的好处。此外,游戏的乐趣、团队的友谊与激励、家长的物质奖励也是孩子们乐于参加活动的动力。

由采访结果来看,上文提到的家长期待孩子尽早适应竞争的社会化教育似乎是成功的。然而,教育是一件复杂而多维的事情,孩子毕竟是孩子,过早的社会化、竞争的低龄化难免会带来功利思想和对成功的认知偏差。书中也阐述了个中的负面影响,例如孩子只关注奖品等物质激励,对参赛过程和意义则毫不关心,更拒绝接受失败或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另外,与同伴自由玩耍和享受友谊是儿童的天性,如果游戏中注入过多的对抗意味,则会妨碍孩子们交友及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有一点需重视的是,孩子过分功利地追求名次结果,很可能会忽视其他能力——诸如善良、同情心、关爱、坚韧等对人生更重要的道德品格——的培养。

就此,弗里德曼提出一点颇具参考价值的建议:不妨将参加课外活动视为一场童年的“自助餐”,让孩子们年幼时接触尽量丰富的选项,给予他们尝试、探索的自由,也给予他们失败和退出的自由,这样才能有助于孩子们真正认清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同时,家长、学校和社会应更关注儿童课外活动中的能力素质培养,而不只是名次。

总的来说,《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主要是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系统性描述,对社会学意义上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并没有进行过多的人文批判。在弗里德曼看来,竞争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叙事,“鸡娃”成为普遍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父母,它是一系列社会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结果,个体很难去避免。既然竞争难以避免,思考如何在快乐童年和积累竞争资本之间达至一个相对平衡,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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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