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必须避免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本文原发表于2016年1月

作者:郑永年

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第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那么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和满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汉族的统治者从来不主动去发动战争,更不用说是霸权战争了,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求得和平共处,无论是和亚洲周边的小国,还是和周边的大国(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强大了,但这种文化精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实际上,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人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发生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热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美国和苏联之间因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慑,也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成功地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冷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败俱伤,苏联的解体则表明美国的全赢。中国肯定也不想成为苏联。

中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

步苏联的后尘也正是今天中国必须避免的另一种外交陷阱。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它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是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最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忧这种可能性。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在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能理性地看待对方。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国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美国不仅会继续持双重标准,而且会强化其偏见。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污名化。在国际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说,现在有人又开始讨论“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其意识形态偏见所致。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如此作为,必然会作出更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实际上,很多年来,中美商贸很容易受美国的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绝。到今天,美国对高科技出口中国仍然有非常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美国必然会在这方面变本加厉。

在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便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交流并不多见。在这个领域,双方并不存在有意义的互信。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这些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不仅如此,美国就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政府这一边。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要紧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软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尽管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崛起,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没有话语权。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妖魔化,美国就很容易动员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应付中国。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左、右派论述过于政治化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长期以来,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甚至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对现存体制构成很大的压力。并且,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左派话语也同样很难解释中国,更难以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话语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而是在很多方面制造了社会的分歧和对立。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即使在雾霾等环保问题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个极端,把什么都和执政党联系起来,而左派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实际上,自由派并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谁执政,只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面临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左派也没有多少道理,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否则就很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雾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左、右派的争论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派都要借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两边的论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是最为关键的,但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论述。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能够获得西方的同情,是因为自由派争取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不会赢得西方的尊重,是因为这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国不会变成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话语。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一旦失之过度,不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会陷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左、右派话语在内政外交上的无效性,表明中国需要对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作重新的思考。一个意识形态,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让人家信服。中国是可以建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极端分化,更容易会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真正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