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将悲剧性站在贺建奎一边
作者：邓曦泽（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11月26日，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当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一时舆情哗然，中国内外，学界、官方和民间都一片谴责，认为贺建奎突破了科学与医学伦理。但是，贺建奎不退让：“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历史究竟会站在哪边？我认为，历史终将站在贺建奎这边；广而言之，历史终将站在技术推动者一边。这不是对贺建奎的支持，而是要区分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历史的道德性）和事物发展趋势的历史（历史的趋向性），两者都很难简单地以对错论之。按照古代卫道士的观念，“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道德性历史与趋向性历史的冲突。就趋向性历史看，历史终将站在贺建奎一边，尽管这极可能是悲剧性的，但很难阻挡。
笔者不懂技术，但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除了遵循技术自身的规则，也要遵循一些社会规则。甚至可以说，社会规则是技术发展的前提。一言以蔽之，这种前提关系可以表达为：若没有对欲望的更高追求，人类就没有发展技术的需要。下文的讨论虽然缺乏可读性，但真理常常是无趣的，甚至是冷酷的。只有让更多人明白这些道理，才更有可能遏制技术的负效应。
新技术总是首先为强者服务
“技术为大众服务”，只是一句美丽的广告词。技术的好处首先且主要被资本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等强者所攫取，大众只是分得残羹冷炙。
道理非常简单。第一，只有强者才有能力投资新技术；第二，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基本原则，投资者首先享用新技术；第三，只有强者（非投资者）才能先期购买、享用新技术，只有新技术成本下降后，大众才可以享用。
新技术首先为强者所用，包括消除威胁和谋利。例如，先进国家开发先进武器，就是为了消除威胁。而谋利又分两种情况：直接增加自身福利（如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转化为商品谋取商业利益。
新技术常常有风险，但这种风险对于个体利益和群体伦理的意义大不相同。新技术可能突破了伦理道德风险，甚至增加人类毁灭的可能，但是它对于个体来说，却是一种希望。
例如，在基因编辑事件中，你作为旁观者，或许会认为基因编辑突破了伦理道德底线，但是如果你被告知你的胎儿的基因有缺陷，同时可以修改，你会怎么办？或者，有人告诉你，修改你或你的胎儿的正常基因，可以让你或你的胎儿变得更聪明、健康、漂亮，你会怎么办？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抵御这种诱惑。既然允许后天治疗，为何不允许先天改变？要说先天改变有风险，后天治疗难道就没有风险？
在基因编辑事件中，因为技术尚不成熟，受试者并不是强者，而只是试验品。受试者之所以愿意接受试验，就是因为这种新技术对于胎儿的父母来说，是一线希望。若试验成功，受试者便成了运气意义的获利者；若失败，则成为牺牲品。真正的强者，是贺建奎及其背后的支持者。
强者总会突破各种禁忌
基于上述两点，强者总会突破各种禁忌而尝试新技术。强者是相对的，在自然规律面前，强者也是弱者。畏惧疾病和死亡，渴望聪明、健康和美貌，渴望财富、权力、尊重和自由，都是人之常情。区别在于，强者有机会去突破某些极限，从而降低风险或增加收益。
在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中，舆论把矛头集中在贺建奎身上，其实是找错了主要敌人，真正的主要敌人是背后的利益集团，且目前社会对他们几乎束手无策。在几类强者中，技术精英（外延小于知识精英）或许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在知识爆炸的当代，技术精英再高明，掌握的技术也很有限，而且缺乏资本去组织其他资源，所以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技术的发明和更新。
技术的一个社会逻辑是：技术几乎从来就是资本和权力的附庸。原子弹造不造，谁出钱造，谁来使用，对谁使用，几乎都不是技术精英说了算的，而是资本和权力说了算。在不同国家，资本和权力的影响力有所不同，但技术都不可能凌驾于这两者。
为了扩张利益，强者就会促进资本、权力与技术的联姻，推动那些突破各种禁忌的新技术产生。他们或者偷偷摸摸逃避监管和舆论，或者公然违反监管，或者在暗中做，心照不宣。禁止归禁止，突破归突破。
诚然，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违背伦理，但比这伦理违背更严重的技术，不知道还有多少。虽然原子弹产生70多年了，但又有多少大规模杀伤性甚至毁灭性武器被禁止了？甚至可以说，最新技术永远不可能被监管和禁止。简单论证如下：
最新技术首先被一个国家（或公司）发明出来，该国对其他国家占有先发优势，它不可能作茧自缚，主动监管和禁止同类技术（包括生产和使用）。该国会隐瞒一段时间，待有更新技术作为储备后，才会宣布掌握这种技术。即便其他国家此前知道，该国也不会承认。当另有少数国家也掌握此技术，则该技术的先发优势丧失。如果该技术具有相互攻击或摧毁的功能，掌握新技术的少数国家，才会商量监管或禁止该技术。这可以称为“技术寡头政治”。例如，1963年中国尚未研发出原子弹，美国、苏联和英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防止其他国家掌握原子弹技术，被毛泽东称为“三家条约”。这就是“技术寡头政治”的经典案例。
虽然大众不能确切地知道，但能推测到，在科技大国或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储备库和实验室中，一定有不少远比已公开技术先进得多的技术。真正被监管和禁止的，永远是二三流技术。
新技术扩散增加人类风险
强者为了保持优势，会不断探索新技术。当更新技术产生后，原来的新技术就成为次新技术甚至普通技术，并逐渐扩散。桌面电脑、笔记本电脑，曾经是顶级高新技术，现在只是普通技术。更为典型的案例是：截至1963年，只有美、苏、英掌握核武器技术，但今天，连巴基斯坦、朝鲜这样的小国都掌握了核武器技术。
新技术必然扩散的逻辑是：第一，技术是可以模仿的；第二，一些强者试图通过扩散某些次新技术，以遏制或打击其他强者。前者是技术本身的逻辑，后者完全是社会逻辑。
虽然新技术总是会降格甚至被淘汰，但被降格的技术也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技术被滥用，如被恐怖分子所利用；或者技术自身失控，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般失控，将会导致什么？大众可以自行推测。
在冷兵器时代，如1800年，一个凶残的人在大都市街头肆意杀人，其他人奋力抵抗，在理论上，他最多能杀50人就会被制服或击毙。到了1900年，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重机枪，一个凶残的人最多也就能杀1000人。到了2000年，最先进的武器已远超原子弹，一个凶残的人理论上可以毁灭人类。再过100年、200年，随着新技术的扩散，凶残者能做出什么，这不是很难想象的问题。举一个真实案例：2015年3月24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副飞行员卢比茨因患抑郁症，驾驶客机撞向阿尔卑斯山，机上150人全部遇难。如果他掌握了原子弹，又会导致什么后果？
强者虽然占有一定优势，但他们也未必能够控制技术。随着新技术越来越强大并逐渐扩散，失控的技术是否会导致人类瞬间毁灭？这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越来越迫近的风险。
但是，面对这种风险，人类似乎束手无策。目前能做的，或许是让更多人明白其中道理，凝聚更多共识，尤其是强者与弱者的共识，以遏制这种风险。
-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