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催生出科学?

有本书叫做《科学的故事》,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里面有不少有意思的观点。

关于科学的诞生,开篇第一句话是——“科学不是技术。

科学和技术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分不清这一点的话,就很容易得出“古代中国科学很发达”的结论。

这两者有何区别呢?

科学的目的侧重于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揭示客观过程的因果性、规律性。技术的目的侧重于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追求满足主体需要的功利性。

简而言之,科学比较抽象,技术比较具象;科学比较无用,技术比较实用;科学需要动脑,技术更多动手。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沈括《梦溪笔谈》里提到如何制作指南针。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揺,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翻译过来就是——

方术家用磁石磨针尖,则针尖能指南,然而常常微微偏东,不完全指向正南方。让带磁的针浮在水上,则多揺荡;放在指甲上或碗边上试验也可以,而且转动速度更快,但这类物品坚硬光滑,针容易坠落;不如用丝线把针吊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其办法是从新缫出的丝絮中,抽出由一只茧拉出的丝,用芥末粒大小的一点蜡,把它粘缀于针腰处的平衡点上,在无风的地方悬挂,则针尖常常指南。其中也有针尖磨过之后指北的,我家里指南指北的都有。磁石指南的特性,犹如柏树的生长偏向西方,现在还无法推原其道理。

在这里,如何制作指南针,让指南针成为更实用的工具,这就是技术。

而探究指南针为何指南,这种规律背后机理,这就是科学。

只可惜,沈括还是只停留在技术的阶段,而没有能继续去探究其背后的机理。就如同七岁的曹冲便可以熟练使用阿基米德定律,但数千年没人去总结一样。

……

作者书中说——

纵观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在希腊诞生,在罗马边缘化,在中世纪被遗忘,在伊斯兰世界被继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被复兴和重建,在19世纪被力量化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交集。

作者还引用了冯友兰的名言“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有人可能要说起“四大发明”了。

没错,四大发明,尤其是造纸术,对欧洲造成的影响,可能超过其他所有发明之和,但认真说一句,四大发明其实也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中国古代有少数技术很强,但却没发展出科学。

那为什么中国没发展出科学,而希腊人发展出来了呢?

作者认为,首先是思维习惯的不同。

书中原文——

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的说法,原始思维的特点是“互渗律”,即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普遍关联的。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持有互渗律是一种普遍现象,而让事物有其“自身”则是一个“反常”。我们中国文化就不承认事物有其“自身”,而认为事物只是世界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一个节点。它没有固定的“自身”,而是随周边的环境变化而变化。中国文化讲天地人三才之间互感互通,天人合一,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

是希腊人第一个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东西,把它们“看成”是“自然物”因而共同组成一个“自然界”。这是“自然的发现”的意思。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简单例子,就比如说沈括前面所说的“磁石指南的特性,犹如柏树的生长偏向西方”。

按照现代科学理性人的思维方式,那首先要找寻足够的样本,才能确定柏树是否生长偏向西方。如果确实偏向西方,那就要研究柏树中有何特殊成分,让其形成生长向西的原因。

就如同向日葵总向着太阳是因为它的“扭曲组织”和“生长素”。

但古人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将世界看成整体,发现柏树向西,首先从整体的角度考虑。

“古人认为万木皆向阳而生,枝叶向南尤密,唯独柏树枝叶向西,五行之中,西方属金,其色为白,因而柏树取西方之色为名,有金德;又以其性阴,怀贞德,故可通鬼神,宜栽陵间。”

其次是学术自由。

中国古人做学问都只能以“注经”的方式进行,对前人明显的错误也需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

希腊人却有所不同。

科学之所以起源于米利都,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前赴后继,显示了一个理论“自身”“内在”地“批判”活动。

泰勒斯:哲学之父,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有灵论。(认为灵魂是物体表面的润湿,本质还是水)

阿那克西曼德:泰勒斯的朋友和学生,提出“本原”(又译作”始基”)的概念,使得“本原”概念具有了一点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意味。提出“阿派朗”的概念,“阿派朗”是否定性的万物本原,代表一种无定形无限制。(正因为它的否定性,什么都不是,所以才能成为万物的本原)

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由于冷热程度不同,导致气的稀散和凝聚,从而产生风云水土火等物质。

米利都三杰各自都提出了与自己的老师和前辈不一样的世界观,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划时代的。

就如同亚里士多德那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在当时的整个世界都是难能可贵的思想。

爱因斯坦后来提出了三种学术自由:一是免于贫困的自由,二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三是内心的自由。

希腊人有奴隶,所以自由民有免于贫困的自由。

希腊人没有皇帝,所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希腊人没有宗教负累,所以有内心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

希腊人天性好奇,是世界诸多民族中的最具“儿童气质”的民族。其他古老的民族,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人,都已经对世界诸相“见怪不怪”。

……

第三是追求永恒不变。

世界充满了变化。我们东方民族对此不仅习以为常,以变化为宇宙间的常态,而且拥抱变化,以变化为积极的动力。我们并不觉得变化是一个需要解释,或者需要回避的事情,相反,面对变化,泰然自若。我们中华文化的“群经之首”《易经》讲述的就是变化之道。

然而,“变化”在古代希腊成为一个“问题”。

米利都学派提出“始基”问题,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归结为“水”、“阿派让”和“气”这种单一的基质,是力图将“多”还原到“一”。这里,“变化”尚未被突出出来、专题化成为一个问题。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是“一切皆变、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他也继续回答始基问题,把“火”看成是万物的始基。作为始基,“火”是“永恒的活火”。因此,我们看到,“变化”问题和“永恒”问题是同时出现的。你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在“变化”的时候,也就是你同时意识到“变化”背后有“不变者”的时候。

提出了“永恒”问题,并且指出“永恒”在于“比例”和“和谐”,这就把追求永恒之路落实到了追求“比例”和“和谐”,而这就是“数学”的工作。

……

第四是追求无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有三个类型、三个等级。第一类叫经验知识,它的特点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类是技艺知识,高级一点,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但是技艺还不是科学。科学作为第三类知识,是等级最高的知识。它和技艺的区别在于,它是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因而是纯粹的知识、无用的知识。追求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是典型的希腊科学精神。

在古代,科学是一件很无用的东西。

只有那些有钱有闲、好奇心强烈的人才去追求这玩意。

这在中国古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比如被誉为科技先驱、发现“小孔成像”的墨子有过这样事情——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若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翻译过来是——

墨子做木头老鹰,用了三年的时间做成了,飞了一天后坏了。公输班削竹木做成了个喜鹊,让它飞上天空,三日不落,公输班认为这是最巧不过了。墨子先生对公输班说:“你这样做喜鹊,不如我做车辖(固定车轮与车轴位置,插入轴端孔穴的销钉),片刻间我便能削刻好三寸的木料,并且能让它承载五十石的重量。”因此我被称之为巧,对人有利的叫做巧妙,对人没利的就叫做笨拙了。

过度的实用主义渗透入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深处,即便是号称“科学家鼻祖”的墨子也不能免俗。

而古代希腊人却有所不同。

来看欧几里得的一则故事——

一位学生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他问老师:“学数学到底有什么用?”不料欧几里德勃然大怒,马上派仆人塞给这位学生三枚钱币,把他打发走了,“你竟然想到我这里学有用的东西?”

在古希腊的大数学家眼中,以“有用”来看待数学,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这在中国古代可能不可想象,毕竟贤哲们都在追求“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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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类文明志愿者,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