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衰落,从开国之初就种下了

作者:[加] 塞缪尔·霍利

从表面上看,明朝是16世纪后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领土广袤,疆域从东面的太平洋直到西边的青藏高原边缘,从南方的缅甸、越南直到辽东和蒙古草原。它要求其他国家向自己称臣,接受来自遥远的朝鲜、越南、暹罗、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婆罗洲等国的朝贡。在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也是它的朝贡国。明朝人口众多,接近1.5亿,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它的经济规模巨大,谷物、棉花、丝绸、瓷器、烟草、纸张、花生、漆器、墨、靛青等物的产量日益增加。它是历史的发源地,是宗教智慧的源泉,哲学思想和科技创新在这里产生。它是中央之国,是天朝,是世界的中心。

不过,这些只是表象。实际上,到了16世纪后期,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明王朝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

造成如此局面的种种原因,早在开国之初,便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亲手种下。朱元璋生于1328年,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当时统治中国的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随着元朝渐渐衰落,农民起义渐成气候,最终形成风暴,把以前的游牧民族赶回草原。相貌丑陋、满脸麻子的朱元璋,从一个不知名的农民军领袖一跃成为新王朝的奠基人。经过一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统治之后,他于1368年创建了一个汉人的帝国,恢复了此前由汉人建立的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的很多传统,它们在元朝统治时不受重视。这种复兴时代的风貌,体现在新王朝的名称上大明。从此以后,朱元璋本人将会被称为“洪武皇帝”(“洪武”是他的年号,意思是彰显武事之威)。

洪武皇帝恢复的传统之一,是重新以圣人孔子(前551—前479)的哲学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在孔子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他关于德行和人可以通过教育臻于完美的理念,对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佛教流行,儒学才丧失了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后来,在11世纪,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学者们(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开始重新解释和复兴孔子及其继承人的古老智慧,使其再次引领时代思潮。他们赋予儒学更加理性的理论基础,主张君子必须遵守特殊的“道”。朱熹成书于1175年的《近思录》,最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后世所说的“理学”的意涵。按照朱熹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努力接近圣贤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要阅读儒家经典以培养智识,在日常生活中多思考当前之事(“近思”),践行孝、忠、信、俭和仁。朱熹引用古代经典《中庸》的语句写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明朝建立后,所有政府官员均出身于能够负担得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儒家君子的家庭。想要登第入仕的人不可胜数,因为孔子认为,只有将私下的修身和担任公职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论语》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有意为官的人过多,远远超出实际需要,明朝恢复了发明于隋唐、完善于宋代的科举考试,以挑选出其中文学才能最为出色、儒学知识最为丰富、个人品德最为优秀的人选。那些通过科举出仕的人,通常对他们应该掌握的知识了如指掌。例如,很多人在数年安静的学习过程中,牢牢记住了儒家经典和其他文章,能够不假思索地大段引用其中的文字。虽然他们基本不具备科学知识、领导能力和组织技巧,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不是科举考试的科目。科举的重点在于,考察应试者是不是学识渊博的儒家学者和谦谦君子,这样的人足以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

虽然洪武皇帝觉得理学非常适合帮助新兴的明帝国建立秩序,但是他本人对理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打算努力成为圣人。和大多数王朝的建立者一样,他独断专行、喜怒无常、残暴无度,多疑猜忌到偏执的地步,随意处死惹恼自己的官员而不会有一丝内疚。1380年的胡惟庸案,将其秉性暴露得一览无余。洪武皇帝怀疑宰相密谋反对自己,将其处死,诛其九族,甚至连泛泛之交也被牵连其中,最终死者达三万余人。随后,他废除了宰相和整个中书省,斩首官僚体系,政务由自己或交由内廷宦官处理。他批复在自己面前堆积如山的公文的能力,有时令人叹为观止。据说他曾经在八日内连续批阅奏折1600多件,处理了3391项事务。其后的几位皇帝同样精力充沛地处理政务,但是位于最高层的障碍依然存在。

除了将全国置于严格的中央控制之下,洪武皇帝也厉行节俭。膨胀的政府机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边尸位素餐,一边从贫苦农民身上压榨资源。这可能是因为新政府信奉理学,不过洪武皇帝本人的经历可能同样重要,他出身农家,曾经忍饥挨饿,甚至几乎饿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明朝政府一直轻徭薄赋,全国都在提倡自给自足。地方团体自行维持治安、收税,并将赋税输往政府指定的目的地。官员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俸禄,几近于无,他们同样要自给自足。驻军通过屯田供养自己,国家因此得以免去维系常备军的沉重财政负担。公共工程所需的人力和工具由地方团体筹集,而非出自公帑。

明朝的衰落,从开国之初就种下了

洪武皇帝的改革和革新,给明王朝带来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开局。在随后几年里,它的粮食产量增加、贸易繁荣、国库充盈;淤塞的大运河得到疏浚,航运得以恢复;长城得到修复和强化。长120多米的“宝船”驶向已知世界的尽头,满载着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的货物归来。实际上,在15世纪早期,中国海军的实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随后一切都改变了。独断的洪武皇帝和接下来的几位继承者死后,新儒家官僚体系开始自我强化。后来的皇帝越来越多地将自己锁在北京的紫禁城内,仅仅扮演着传统意义上的傀儡首领的角色,永远忙着参加令人筋疲力竭的宫廷仪式、早朝和经筵。在元代和明初皇帝统治时管制较为宽松的贸易遭到限制,因为儒家学者对逐利行为疑心重重;在理学的世界秩序里,只有农业才是繁荣的真正基础。宝船的远航活动被中止,航海记录被销毁,制造巨船的技术被故意遗忘。从此以后,造船仅限于制造在近海活动的小型船只,官方批准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和朝贡国展开的勘合贸易。同那些控制着王朝的善于思考的儒学官僚一样,中国转向内在,变得日益保守。国家的目标不是发展,而是稳定。

在明朝中期,中国确实享受了长期的稳定,但是没能一直延续下去。由洪武皇帝创建、经后世官僚们修正的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王朝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也越来越容易遭受外部威胁。

首先是钱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钱的问题。在洪武皇帝统治时,他坚持的厉行节俭、轻徭薄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效果显著,因为他缩减宫廷开支,而且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确保自己新兴的帝国可以用最少的费用进行管理。不幸的是,皇帝的节俭观并不比他本人长寿太多。后来每一位君主的宫廷开支都在逐渐增加,国库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征税也变得杂乱无章。税收定额严重脱离现实;各地的计量单位不同,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绝大多数纳税人都是文盲,不清楚自己应该缴纳多少赋税;其他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支付,由于缺乏有效的催缴手段,他们的欠税被一笔勾销。税金实际上由政府征收,因此它从未达到洪武皇帝设定的额度,甚至相差甚远。

洪武皇帝构想的自给自足的政府官僚体系,同样被证明问题重重。他规定的俸禄过低,官员几乎无法以此养活自己和家人,更不用说维持政府运行和地方治理了。绝大多数官员没有别的赚钱途径,只得依靠从税收中截取“常例”,这种做法进一步蚕食了政府的岁入,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弊政。

资金匮乏并不是明朝面对的唯一难题。效率低下、有时还很无能的官员,同样严重困扰着它。能否入仕完全取决于对经典的精通程度,而能否成功升迁则依赖于个人操守,由此选出的官员,自然无法具备今天所说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16世纪的中国精英认为,个人操守即管理能力,德行出众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事。这样的信心常常使有公益心的官员被授予他们完全无法胜任的职责,例如策划军事行动,甚至是直接指挥军队。人们相信,他们对经典的娴熟掌握,足以弥补实际经验不足的弱点。在很多情况下,这会导致管理不善,甚至酿成大祸。

对操守的强调,不仅使中国的领导层在面对需要技术或专门知识的情况时一筹莫展,同时也造成内部纷争,从而使政府效率更加低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衡量“操守”的单一标准。例如,严格地说,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赖以生存的“常例”其实是贪污,但它同时也是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官员们几乎都不希望这个问题被认真调查。极少数官员恪守道德规范,拒绝俸禄之外的任何收入,因此生活于赤贫之中;另一些则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积攒了可观的财富。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那么界线应该划在何处?正如黄仁宇所说:“根据品秩,县令的俸禄不过每月七石五斗米,如果他抽取了十倍的‘常例’呢?如果他截取了该地区税收收入的5%,或是10%呢?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操守变得毫无意义。”

这样的界线当然没办法划,但是明朝官员并没有因此放弃尝试。实际上,朝廷专门设有御史台,唯一的职责是监督从最低的九品小吏到皇帝本人的行为。御史基本都是极端、有时甚至很危险的人。他们官服胸前绣着獬豸,一种传说中的猛兽,据说能辨别出奸邪之人并将其撕成碎片。这和御史类似,他们能够发现品行不端的官员,并且能断送他的仕途。每个明朝官员都要定期受到这些道德警察的严格审查(京官每三年一次,外官每六年一次),如果被查出有失当行为,哪怕只是细小疏忽,也会立即被贬职或罢免。在明代前期,这些审查尤为苛刻,因为通过科举获得入仕资格者的人数超过了退休者,因此必须罢黜大量官员以避免冗员。面对如此大的威胁,文官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连群结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依附于位高权重的长者,以求其保护,高官们则利用年轻官员抵御或发动政治攻势。

截至16世纪中叶,这个寻求同盟的过程导致了可以明确定义的“党”的出现。想要置身事外的人,只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会轻而易举地被某一党赶出官府,他的职位会被授予该党成员。于是,选择阵营便成了权宜之计。政府官员们仍然在道貌岸然地使用着类似“操守”和“不端”这样的词语,对不当行为的道德指控仍在继续,这个人被指责中饱私囊,那个人被指责没有恰当地为过世的父母守丧,另一个人与他人之妻私通。但是隐藏在这些言辞背后,是更深层次、更有破坏性的斗争权力之争。

除了财政困难和党争,明朝同样要面对自身军事实力日渐衰弱这一令人恼火的事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减少国库支出,践行自给自足的理念,洪武皇帝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了卫,每个卫都被授予土地,军士屯田自食。每个卫名义上有5600人,其下又设1120人的所,因此明朝的军制通常被称为“卫所制”。在此前元朝统治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军队的概念(和平时耕种,有事时作战)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蒙古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从牧民摇身一变成为战士。不过,这对明朝并不适用。卫所成了农业公社,耕种的士兵变成了真正的农民,忘记了军事纪律,很少操练。不仅如此,卫所也不是真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供养。首先是谷物,因为士兵们种植的粮食不足以满足自身需求。后来,当谷物匮乏时,军饷变成了银子。最后,甚至连这些都无法让士兵填饱肚子。由于腐败的军官常常克扣一部分军饷,士兵很少能足额领到应得的报酬。因此,为了得到在外工作的许可,向军官行贿渐成常态。不少人离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到了16世纪中叶,由于这个陋习,再加上很多军士死亡或逃逸的情况没有被记录在案,因此卫所的开支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实际兵力却大幅减少。有人估计,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有的卫所的兵力只有定额的2%~3%。

朝廷并没有关于这些减员的记录。卫所的都指挥使也没有提交准确数字的习惯,很多将领甚至不知道自己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大多数将领都乐于将夸张的数字留在纸面上,因为这可以确保大量钱财源源不断地输往卫所,他们自己常常可以留下很大一部分。有明一代,兵部只是将原来名册上士兵和将领的名字誊录到新名册上,然后奏呈皇帝,使其相信自己麾下仍有两百万大军。

不过,即使是最愚钝的官员也肯定知道,实际兵力要少得多。有充足的二手资料可以证明,明朝的军力在急速衰弱。例如,在16世纪50年代,俺答汗的蒙古骑兵轻而易举地穿过明朝自以为守备严密的北方边界,大肆劫掠。当他们开始骚扰北京周边时,兵部甚至难以从附近卫所调集五万人马抵御外敌,而理论上这些地区应该驻扎着十万七千人。到了16世纪70年代初,在北方边界屯田的士兵如此之少,以至于有报告称大片田地已经变为荒漠。但是在朝廷的士兵名册上,仍然列有数万人的名字,他们本应在当地屯田。

明军不仅兵力严重不足,素质也大幅下降。军队越来越依赖从当地招募来的士兵,无业流民和雇佣兵被强征入伍,以填补卫所的空缺。到了16世纪中叶,明军已经成了当时兵部尚书口中“没有纪律的匪帮”。在战场上,他们常常只有在受到上级军官的死亡威胁时,才勉强不会溃逃,有时甚至连这都不够。这些人令良民胆战心惊,因其肆意偷盗、抢劫,有时当地人害怕他们更甚于他们被派去镇压的“敌人”。1562年,兵部尚书形容他们说:“贪如猪,暴如狼。日行盗跖之事,夜则淫辱妇女。若遇不从者,手起刀落,更无二想。民间有谚曰:‘宁拦倭寇,不挡大兵。’”撞上日本人,尚有一线生机;触怒官军,那就无药可救了。另一名官员乐观地估计16世纪50年代明军的兵力在九十万左右,不过即使是他,也在小心翼翼地提醒朝廷,其中三分之二不堪大用,只是“朝廷的负担,制造大量麻烦的祸端。军饷稍有延迟,他们便开始抢劫,试图作乱。他们甚至胆大妄为到杀害官员,劫掠、焚烧平民房屋……现在,政府岁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供养这些士兵,他们不仅无用,还给我国平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1592年3月,军纪败坏到了极点。当时,西北前线的一支军队因为粮饷延误发生哗变。他们杀掉当地巡抚,逼迫总兵官自杀,推举自己人为首领。虚弱的明朝廷耗时七个月才最终扑灭叛军,后来他们将其粉饰为与蒙古反叛者之间的战役,而不是自己军队的兵变。

明军士兵已经问题重重,他们的军官更是劣迹斑斑。在信奉理学的明代,武人地位低下,常常是子承父业。文官只将武将看作技术人员,对待他们的方式也是如此。即使是级别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在更为宏观的军事战略上也没有发言权;他们在战场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必定会被身在北京的官员反复检视和盘问,而后者基本上从未拿过剑、目睹过战争,或是在帐篷里度过一晚。这是明朝最令人不解的一个地方,他们认为从儒家经典中汲取的智慧远胜于实际经验。受到如此待遇的将军们,会以同样的倾向看待自己的军事技能。世袭官位成了家族闲职,被当成一笔可以获取财富的生意。还有一些人出钱购买官位,通过虚报卫所兵额骗取米谷、银子,克扣士兵军饷,以此发家致富。很多军官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军事战略和统军作战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下任何气力学习。他们对麾下军士的操练和纪律不管不问,只是把士兵当作任由自己差使的劳力或仆人,而士兵只要贿赂上司,便可以完全脱离军队生活。在和敌人作战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如何伪造胜利的表象,以攫取声望、奖励和升迁的机会。

以首级记功的惯例,使明军士兵和军官的恶行堕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明代,在战场上获取的敌人首级的数量,不仅是衡量战斗表现的指标,也是论功行赏的依据。这种做法导致了可怕的弊端。在很多抵御边界侵袭和平定内部叛乱的战斗中(16世纪时外侵和叛乱变得司空见惯),士兵们杀良冒功,其中甚至包括女性,为了掩饰真实性别,他们会用湿草鞋拍打割下来的首级。在和宽脸小嘴的女真人作战时,士兵们会砍下汉族平民的头,然后把它们蒸成恰当的大小。指挥官为了讳败为胜,还可能会砍下本方阵亡者的头颅。按照规定,斩获一百六十颗首级为一等功,因此如果斩获数量与此相差不多,军官就会杀平民来冒充敌人首级。与此同时,叛军以此作为自己的优势。在战场上,他们驱赶着当地村民走在自己前面,知道这会吸引明军的注意力,使自己的阵形不被破坏。于是,捷报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北京,而内部叛乱和边界入侵却迟迟无法平定。

明朝军力的衰弱,因为海盗问题而引起广泛关注。16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间,海盗不断滋扰着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搅得各地鸡犬不宁。从14世纪开始,海盗时断时续地骚扰着朝鲜和中国,两国把他们当作日本人,因此称其为“倭寇”。不过,16世纪为祸甚烈的海盗实际上以中国人为主,再加上一些日本人和混入其中的少数葡萄牙冒险家,以日本的九州岛为据点。这些人之所以沦为匪徒,与明朝一改此前较为宽松的管制,不准同外国人贸易有关。海禁政策导致走私泛滥。最初从事走私的是一些平时基本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但是随着政府的禁令越来越严,他们也变得愈发胆大妄为,开始拉帮结伙,拿起武器。这些在官府眼中一无所有的不逞之徒,开始专门从事不法之事,袭击、抢劫沿海城镇,拿走自己看上的东西。倭寇发现,不管是卫所驻军还是帝国水师,都无法保护据说固若金汤的中国沿海地区,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组团行动,有时侵袭规模大到与外敌入侵无异。不过,海盗的嚣张在小规模袭击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555年夏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小队倭寇乘着一艘或两艘船来到中国东南部海岸,在这里登陆,然后不断向内陆侵袭,一路劫掠到旧都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根据兵部名册,这附近应该有十二万驻军。《明史》总结道:“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

最初,明朝政府想用军事手段“剿”灭倭寇,而不是处理北方边界的外部威胁时常用的“抚”,即以前对待俺答汗的那种方式。毕竟,倭寇骚扰的是明朝的腹心之地,与脆弱的北方边界截然不同,那里的潜在敌人必须得到谨慎处置,倭寇则不同,他们不需要被安抚,而是要被扫除。受害最严重地方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因玩忽职守被下狱问斩。低效的地方政府被重新整顿,名存实亡的卫所得以重生。最终,倭寇几度遭受重创。不过,倭寇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那要等到稍后的16世纪60年代,朝廷放松了对海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而海禁政策正是当初导致倭寇之祸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这个方法很奏效。到了16世纪60年代末,倭寇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绝迹。但是这也暴露了明朝的虚弱,朝廷发现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倭寇问题,于是不得不以抚代剿。

明朝的衰落,从开国之初就种下了

这就是16世纪后期的明朝。它庞大、富裕,令人惊叹,是众多偏远国度名义上的宗主国。不过,它虽然看上去无所不能,实际上已经孱弱不堪,政治、经济和军事弊端导致国内危机四起,片刻不得安宁。对于朝廷中的官员来说,治理国家意味着使国家保持运转,维护领土完整,他们常常是刚解决完一个地区的问题,就不得不赶到另外一地,处理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难题。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第一个十年,危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即使倭寇不再为祸东南,也还有蒙古人骚扰北方、辽东军士哗变、缅甸边界冲突和西部的饥荒。面对接踵而至的威胁,明朝政府变得像是马戏团里用棍子转盘子的杂技演员,要做的只是确保所有摇摇欲坠的道具不要掉到地上。考虑到明朝在16世纪后期的现实处境和它可以利用的资源,或许它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壬辰战争》

  • 作者: [加] 塞缪尔·霍利
  • 出版社: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原作名: The Imjin War: Japan’s Sixteenth-Century Invasion of Korea and Attempt to Conquer China
  • 译者: 方宇
  • 出版年份: 2019-7

来源: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