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局外人”的政治革命

作者:郑永年

今日世界政坛上一个令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并没有实质关联,甚至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纷纷被人民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更具有典型意义。

人们可以说,乌克兰的选举是一场典型的当代存在主义的“荒诞剧”。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是一个和政治不着边的人,但他依然决定参与总统选举。他在电视辩论现场表示:“我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来这儿是要打破现在这个体系”。他甚至对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直言:“我就是你犯下的错误和未履行的承诺所产生的结果”。泽连斯基团队在整个选举过程错误百出,连最基本的事实和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像他所演出的喜剧。但所有这一切对支持他的选民来说都不重要,丝毫没有影响支持者的热度。结果自然很明了,泽连斯基“喜剧式”地当选总统。

郑永年:“局外人”的政治革命
和政治毫不沾边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喜剧式”地当选乌克兰总统。

这使人想起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但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似乎相反,即“局外人”并不像加缪所描绘的那样,尽管也一样“荒诞”,但并不那么无能为力和毫无希望。

如果加缪还活着,他是否会改变自己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当代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局外人”的环境,至少在政治领域如此。普通的局外人是可以通过自己近乎荒诞的行为,来参与和影响事物的发展。

郑永年:“局外人”的政治革命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

时势造英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是时代的产物。二战以来尤其是互联网产生以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民主形式而言,西方完成了从精英(共和)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精英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共和,大家都是精英,轮流执政。政治人物,或者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言,职业政治家来自差不多的社会背景、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所以他们之间就政治事务具有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道德感,至少不那么自私。“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在1970年代才开始。在这之前,选举权有很大的局限性,是那些为国家做过诸多贡献(即纳过很多税)的成年男子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更别说属于少数民族的公民了。

(共和)精英民主也是一份责任。西方之所以实行“代议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直接民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假定这些代表所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一人一票”产生的政治人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就民主而言,的确更加民主了;另一方面,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的责任感也变得模糊起来。民意变成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但谁的民意呢?有没有恒定的民意?就经验而言,很难要求普通老百姓具有长远利益观,大部分人只有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民意是分化的,民主意味着要体现大部分人的民意,但也意味着要保障少部分人的民意。这些理论上很具有道德感,但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呢?实际上,很多民主的理想和为实现这些理想而设计的制度很难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实践层面,民主演变成分化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变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社交媒体削弱政党重要性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把大众民主推向了极端。社交媒体赋权社会上每一个成员一个表现平台,人人有话筒、人人有道具、人人有展现才艺的空间。泽连斯基团队表示,他们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互联网平台。

有了社交媒体,传统政党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不需要了。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政党的存在只是表达了那些从其中获取利益团体的存在感。在欧洲,政党早期只是“老人俱乐部”,后来演变成大众政治的舞台。但有了社交媒体,政党的运作越来越没有效率,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谁还需要政党呢?美国人一直以拥有稳定的两党制为豪,而且“两党制”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第三势力的崛起毫无希望。但现在不好说了。如果抛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很难理解近来的几届总统选举。与其说特朗普是依靠共和党取胜,倒不如说是依靠社交媒体取胜。或者说,“民粹主义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把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当然,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工具,谁都可以使用。“局外人”挤走了传统政治人物而夺权,主要还是因为传统政治人物已经失去解决“局外人”所面临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这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异和中产阶级规模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在高峰时期达到70%,现在不到48%。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忍受这种快速从中产向穷人的转变,而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社会背景。

欧洲也是如此。尽管较之美国,欧洲是高福利社会,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高福利难以为继,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肯放弃已经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权利)。欧洲因而表现在极端的左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和极端的右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意大利的五星党运动)。

郑永年:“局外人”的政治革命
最近几个月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愈演愈烈。

一旦社会分化,民粹主义就有了市场;而社会越分化,“局外人”就越容易进入政治过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战以来,这个广大的地区一直往返于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来,拉丁美洲共有13位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他们背景各异,有军官、商界大亨、媒体人物、艺术家、经济学博士、工会领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义”和“局外人”崛起之间的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强化。今天精英纷纷谴责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使得他们的政治饭碗破碎了。民粹主义的确有其“毒害性”,不仅会导致内部的不稳定,也表现为外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但从历史看,民粹主义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社会高度分化了,民粹主义必然成为“弱者的武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就表现为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主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以保障劳工的利益。但很显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类似的局部社会保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成为必然。正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社会。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会自然演变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完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局外人”无法改变现实

今天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再一次为民粹主义运动准备了物质条件,再次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局外人”能够革命,但能够改变社会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不能”。“局外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造成新的危机。每一次“局外人”夺取政权成功,普通民众都会欢呼“人民的胜利”,但之后普通人就会面临“人民的危机”。原因很简单,说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为。

传统上,所谓的“局内人”就是既得利益。传统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内人”动“局内人”,“左手”改革“右手”。尽管西方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但不管哪一个政党,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选举都动不了它们,这使得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改变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参与者并不对未来抱很多幻想,但他们抛弃现存自称为政治精英的决心是坚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局外人”仍然面临原来“局内人”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困境。在全球化状态下,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国家已经失去经济主权,但政治主权因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强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权”,但其他方面的主权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精英手中。技术的进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对此毫无办法。

再进一步说,今天资本所拥有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不管怎么说,社交媒体也是被资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体对资本没有什么害处,资本就会放任其作为。但一旦资本感觉到基于社交媒体的大众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当别论了。人们不难想象,当控制和操纵足够大量信息的互联网巨头,自己出来选总统的未来情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党人,近年来一直呼吁监管互联网和分解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垄断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选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资本所塑造的。当选民成为资本的“被操纵者”时,政治人物(无论是传统的“局内人”还是今天的“局外人”)就会无计可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空转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众的确被赋权选举出自己想要的总统,但总统影响不了其他精英群体,更做不了什么事情来改变现实。这和传统的政治“自主性”刚好相反,因为传统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自主决策来影响整个社会。但“空转政治”的“自主性”表明总统尽管有足够的权力(人民的选票),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缪的存在主义仍然是对的。世界继续会是一部荒诞剧。对一些“局外人”来说,进入了体制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局内人”;而对另外一个“局外人”来说,即使进入了体制,仍然是“局外人”。

文章来源:IPP评论。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