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日本第一》40年及对中国的教训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写日本的著作。

不过,1986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便经历了从股市、房市经济的“腾飞”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全过程,惊心动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Jon Woronoff)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说,日本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义所说的那样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议的。

傅高义在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时说,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成绩。”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那么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义认为,总结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的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日本第一》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日本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在东亚,这本书也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荐给公务员的必读书。这本书带给日本人的“自傲感”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日本的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变得洋洋得意起来,一些人借着日元升值势头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与其说是经济稳定下来,但不如说处于长期的“滞涨”阶段。

诚然,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可以讨论的。傅高义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人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

实际上,在2000年,傅高义还出版了另外一本书,不过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罢了。这本书叫《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这本书总结了美国人在哪些方面已经从日本学到了教训,同时也开始讨论日本本身可以接受的教训,提出了日本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自身而继续强大的建议。2016年,日本的一个出版物出版了一期题为“2050年日本会成为世界顶端强国吗?”的专刊。在专刊中,傅高义仍然表示乐观。

傅高义一直高评价日本

一些人批评说傅高义“忽悠”了日本。不过,总体上,傅高义对日本的评价是客观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们尤其是在亚洲对日本总有过高的期望。很多对日本的批评就来自这种过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人口老化和社会欲望低下,但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日本并不例外。实际上,较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问题并非那么严峻。对大多数人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美好社会”。

傅高义本人也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但随着国家的继续崛起,很多中国人变得自傲起来,觉得日本经验不值得一看了。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连美国都不须要重视了。直到近年来大批中国消费者蜂拥至日本购买各种日本制造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他们才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竟然缺失了这么多东西。傅高义有关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傅高义非常谦虚,他并没有多说中国可以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很多年来,他一直关切中、美、日之间的关系,论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关系的大作,从隋唐讲到现在。如果人们仔细阅读傅高义的诸多作品,不难从中得出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崛起中学到怎样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仅是上述内部方方面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应付本身崛起的环境。

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被中国所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说是和平的崛起,这不仅因为日本二战之后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且其他国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让其他国家接受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借鉴日本时须要思考的。

较之其他国家,战后日本人是谦卑的、低调的。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西德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19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制造”仍然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很快日本成为制造业强国,在很多领域名副其实地赶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国。日本也成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型国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是吸取了二战的深刻教训的。二战前,日本统治者被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崛起冲昏了头脑,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扬言要把西方赶出亚洲,确立日本的霸权地位。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使本身成为牺牲品(战败),更对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或许是因为美国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环境,日本人埋头苦干。

在对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和西方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到1980年代,民间也出现“日本可以说不”的声音,但整体精英界并没有出现这种声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亲美”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过。同时,日本主动辅助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也尽力而为。

日本崛起对中国的教训

当然,这也是日本“苦楚”的根源,因为即使日本想改变实际上也很难发生。日本毕竟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很多政策受制于美国。很显然,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崛起来说,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就积极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是西方(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美国)容许日本的崛起;就消极面来说,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日本的崛起是有限度的。人们经常把日本形容成为亚洲国家崛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反观今天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和西方(美国)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当日本在经济上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尽管本意是要美国学习日本,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么看。相反,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他们认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且向日本敞开市场,但日本并没有真正向美国人开放,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对美不公平贸易的结果。

当时美国智库经济策略研究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写了一本题为《交换场地:我们如何让日本领先了》的书,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耸人听闻的“美国世纪的终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第一》之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贸易战、301条款和《广场协议》等等。

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当美国认为中国挑战它的时候,自然会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而且会扩展到包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第二,针对西方和美国,尽管中国不想“伪装”自己,也“伪装”不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张扬。日本当年的经济和技术的确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美国因此打压日本。中国经济尽管量大,但在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技术方面离美国还很远。只不过是一些人在近年太高调了,唤醒了美国本来就潜在的“中国威胁意识”。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这也是二战前日本的例子,这种心态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避免的。

第三,现在贸易战发生了,人们也不须要太惊慌失措。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无法逃避;不过人们必须理性面对,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都很难解决问题。较之日本,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优势,即中国不存在日本所面临的“天花板”。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并且中国有市场、有人才、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只要中国本身坚持对内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外更加开放,中国还是有希望实现崛起的。

第四,自我认同和普遍性之间要实现统一性。中国尽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伪装”起来,但如果否定本身发展的普遍性或者普世性也是不明智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否认“西方的是普世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没有普世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的也一样。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适性。尤其是今天当中国在努力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邓小平和西方“求同存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在国际舞台上,“同”要强调,“异”要承认。今天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解”和近年来光强调“异”而避谈“同”,无疑是有关联的。

第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剧变的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但同样,作为大国,中国也需要国际主义。各种区域和国际秩序都可以被视为是“公共服务品”,大国必须出更多的力来提供这些公共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类“公共品”。实际上,包括中国本身的“开放”也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品”,而并非简单的内部事务了。简单地说,没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文章原载: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