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援助的面子问题

作者:will/“8字路口”公众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裤子,这种裤子耐磨,但穿一阵就一阵黑一阵白,前面印着日本,后面印着尿素。

这个时候,中国还在实行票证制度,只有获得布票,才能到国营商店买上几块粗布棉布,但质量不好,穿不了几天能就磨坏了,得一层一层往上打补丁。

于是便有了这种奇怪的裤子。而由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因为含有耐磨的尼龙就变成了宝物,袋子被人们裁剪开来,染色裁剪制成了裤子。

但普通农民还穿不到,只有少数干部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由于染色剂质量太差,没多久就开始掉色,很多人的裤子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于是便有了不少嘲讽的顺口溜。

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

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

说是嘲讽,却也是嫉妒。那个年代,谁不想拥有一条穿不坏的裤子。

后来,上面发了命令: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在日本用作工业包装的尼龙,到中国成了奢侈衣物。这件事传到日本,让日本人既震惊又同情。

01

1972年9月25日,一架日本航空的DC-8型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停在T1航站楼前。当时,首都机场只有这么一座航站楼。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率团来访。

在此后几天的建交谈判中,两国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协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日本承认历史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偿。这一决定很快随着《中日友好条约》,传遍世界。

这个时候,中国还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ODA——政府开发援助的东西。

早在1954年,从“拥抱战败”中走出来的日本加入了英联邦国家发起的科伦坡国际互助计划,之后便提出了一项官方开发援助计划,全称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

这项计划,要求发达国家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培训计划帮助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日本就这样捐助了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

全是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

对日本而言,参加这场国际援助有两层含义,第一,这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有助于传播日本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则希望改善此前因侵略战争陷入低谷的国际形象。

几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访日,受到日本政界和民间的广泛欢迎。

在日本,他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就是参观几家日本最好的企业,日产汽车、松下公司等,把微波炉、气垫船等各种新产品都统统体验了一遍。

在从东京前往京都参观途中,邓小平搭上了东海道新干线光号列车,这是日本最早于1964年推出的高速客运列车,时速220公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铁路系统。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铁路运输,还在依靠添煤的蒸汽式火车头驱动,速度缓慢。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铁路运输,还在依靠添煤的蒸汽式火车头驱动,速度缓慢。

这一年,中国的火车还是蒸汽驱动,最快的时速8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即便不停站也要19个小时。这样的列车还被称为“特快”。

日本记者来采访他搭乘新干线的感受,邓小平说了一个字:快。像是有人在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邓小平回国后几个星期,北京便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将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搞经济建设,家里又穷,只能借钱。向哪里借款?还是日本人。

几个月后,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率领企业团到访北京,带来一个消息: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旨在帮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

身为猫论的创造者,邓小平当即拍板:如果条件符合,就申请日本援助贷款。

第二年,当初作为外相访华的大平正芳当上了首相,访问中国。他宣布,对中国提供500亿日元贷款(折合2.2亿美元),利率0.95%,期限四十年,前十年付利息,后三十年还本金和利息。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日本这笔贷款,就超过了中国的全部家底。

也是这一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外派留学生,一个姓易的北大经济系学生被派往美国留学。他本来想多带点美元出去,但国家规定每人只能换两美元。他到了美国才知道,这个钱能买两瓶番茄酱。

在日本外务省的记载中,对这个决定是这样描述的:

日本ODA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希望促进对华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同时,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在ODA方面予以特殊考虑。

02

第一批援助贷款的到来,为中国解决了燃眉之急。

这笔钱建成了大同到秦皇岛的大秦铁路,秦皇岛港口,把煤炭、稀土矿、铁矿石卖出去,买进更多的货物和贸易。

日本自然是第一个顾客。

没想到的是,煤炭运往日本,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段子,说阴险恶毒的日本人每年从中国买3000万吨煤炭倒进大海,准备以后和中国开战,到时候把煤炭捞起来用。

实际上,把煤倒入海里不仅污染海水,超过90天就容易被氧化变质。但这个段子,还是顽强地持续到了微信时代。

不过,日本的确不是没有私心的。

日本既需要进口大量资源用于生产,同时也需要将日本工业产品输出海外,ODA也是这种国家需求下的一种体现。

按照两国间的贷款协议,中国需要向日本采购占贷款总额50%的商品。不少日本公司就瞅准这个机会,大举进入中国。松下、东芝、索尼、日立,都赶上了这个风潮。

另外一个最早的日本援助项目,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1979年,“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来到中国。这是日本对华无偿援助的项目之一。

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距离北京700公里。

几百年前,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征伐日本,踌躇满志。连日本行省都已经设置好了。如果那次征伐成功,日本列岛说的就是普通话了。不过,一股“神风”吹翻了蒙古舰队,日本得以幸存。

二十世纪,另一股风从中国吹向日本,最快只要三天就能抵达。日本人受不了这股风了。

日本环境厅的监测报告显示,自1966年以来,日本每年至少有50天以上受到中国刮来的黄沙的影响,首要的罪魁祸首,就是库布齐沙漠。

在他们眼里,帮助中国治理沙漠、植树造林是头等大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叫远山正瑛的日本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以留学生身份来过中国,华北肆掠的风沙让他印象深刻。

没有人能想到,远山正瑛在这块沙漠里,一呆就是24年。

他说,如果治理中国的沙漠不成功,他就从日本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日本对华援助的面子问题
远山正瑛被称为“中国沙漠之父”。

2003年,远山正瑛获得素有“亚洲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这个奖一般颁发给为公共利益出力甚多的人物。

中国也有人获得过这个奖,比如袁隆平。

在颁奖现场,远山正瑛说了一句话,让电视机前的日本目瞪口呆:

日本自卫队应该把枪炮都扔了,全部拿起铁锹去中国种树。

超过10000名日本人在他的号召下,前往中国植树。

一位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老兵在这块沙漠上痛哭:

当年我是扛着刀枪来的,现在我是扛着树苗来的。

我栽种的每一棵绿树,都是一份深深的忏悔。

03

这种带着忏悔来中国的日本人,为数不少。

1941年,日本陆军第23师团攻占香港,35岁的渡边武目睹了日军在香港四处烧杀掠夺,强奸妇女,残杀儿童的暴行。战后,他筹备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本着赎罪的态度为亚洲国家提供援助贷款。

他退休后,建立了一支“花甲协力队”,组织上千名退休的日本人到海外发挥余热,支援中国的建设。其中,好多人都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

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味道。

在山东烟台,来了花甲协力队的一位日本专家,名叫菅井功。

这是菅井功第二次来中国。1945年,他是日本派往哈尔滨的一家工厂的技术工人,日本战败后他患上了一场急病,生命垂危。是一位好心的中国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帮他返回日本。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大规模种苹果了,日本的苹果还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从1939年开始,日本将中国的国光苹果和黄元帅苹果杂交,培育出一种新的苹果品种:红富士。风靡世界。

80年代,山东烟台曾从日本引进红富士品种,但由于不懂技术,果树常年不挂果。

菅井功一来,就开始锯掉果树粗壮的树枝,当地人一度认为,这个老头是过来搞破坏的日本鬼子。但到了秋天,枝头就挂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大家全服了。

之后,菅井功每到一地上课,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政府不得不派出公安维持秩序。到后来还是太火爆,以至出现了一个奇观:菅井功坐车走在前面,后面有几百人骑着自行车,追赶着要跟他学技术。

另一位日本有名的水稻专家藤原长作1980年随日本民间友好访华团来到黑龙江,就此决定要帮助中国。原因是,他在哈尔滨附近的方正县,看到了一座坟墓。

方正县与日本颇有渊源。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方正人收养了4500多名在死亡边缘的日本侨民遗孤,还将5000多名侨民遗骸入土安葬,修建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这座墓,这段以德报怨的历史,感动了藤原长作。

听说藤原长作要来推广水稻种植技术,当地政府特地与农民协商,为他腾出来75亩水田。

按照中国人种水稻的习惯,水稻育苗需要大水漫灌,藤原的办法却是旱地插秧,秧苗插得稀稀拉拉。农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日本人不安好心:这个老鬼子,纯是要害我们种不出来粮食。

于是,农民们纷纷要求收回土地,75亩试验田一下子变成了27.4亩。结果,那一年藤原种植的土地亩产八百斤,而一般稻田遭遇严寒,只收了两三百斤。

黑龙江省将藤原传授的种植技术编成一本《寒地水稻旱育栽培技术》,一次印了十万本,推广到全省,当年农民就增收了13亿斤。

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04

在援建北京的一处地标时,日本发现了问题。

这处地标,就是1991年开始建造的首都机场T2航站楼。

距离上一次建设机场,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原来的T1航站楼已经人满为患,不敷使用。

新机场扩建计划建设33.6万平米航站楼,46.4万平米的停机坪,建设中国最大的机场。但计划做完了,资金不够。最终,北京市政府向日本申请了超过300亿日元的长期贷款,占T2航站楼建设的一半资金。

而在这段援助的经历中,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中国不愿意宣传此事。

几年后,T2建成投入使用。但经过机场的日本人发现,机场设施内没有一处标明:接受了日本援助。

经日方再三交涉,国内出发检票口附近树立了一块告示牌,说明“日本政府提供了部分贷款”。但一年后,这块告示牌便被撤走。

在更多的地方,长江大桥,北京地铁1号线、浦东机场、重庆地铁、青岛港、杭衢高速……日本人发现,这些由日本低息贷款援建的设施,都没有日本援助的标识。

很多日本专家在前往中国支援时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对来自日本的援助贷款和技术一概不知,只知道这一切是国家给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援助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日本没有给予中国战争赔偿。也有人认为,既然是要还的贷款,怎么能称得上援助?

很多日本人看来,ODA贷款与商业贷款不同,因为贷款周期长,不追求商业利润,利息极低。中国人居然没有感恩之心?

而一个可见的事实是:中国不愿宣传日本援助,日本官方则否认这是对战争赔偿的替代。

关于战争赔偿与对华ODA的关系,争论的声音从未停止。在日本民间,很多媒体和民众都把对华援助视作变相的战争赔偿。

在日本人自己的对谈中,他们并不避讳这一点。

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对国会发言:“出于对过去的反省和中国放弃赔偿的决定,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

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曾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

但是,在对外发言中,日本的政府高官、驻外使节,从来不承认这一点。

2003年8月新修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日本政府的说法是:对中国ODA的目的是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安全与繁荣。

前日本驻华大使国广道彦说:

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

就连签订第一项援华协议的大平正芳也表示:

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我们将理所当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流。放弃战争赔偿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是日本的一贯风格。

在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上比如韩国慰安妇问题,日本官方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战争罪行,但一直拒绝赔偿,只肯建立一个“和解治愈基金会”,提供“不损害日本法律立场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和日本,这对邻居,一样要面子,谁也别说谁。

大概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是关系最近的两个国家。

05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随即宣布,日本将全面停止对华ODA无偿援助和技术支持,除已有项目继续进行,不再推出新援助项目。

这一年,恰逢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在这之前的2008年,中国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又搞了神舟七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日本宣布停止对华低息贷款,只保留无偿援助。

四十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达到3.65万亿日元(合2551亿人民币),其中贷款达到3.31万亿(合2317.9亿人民币),无偿资金援助累计达到1398亿3300万日元(合97.73亿人民币),技术合作累计金额达到1849亿200万日元(合135.37亿人民币)。

最后的一批贷款,要到2037年才能还完。

这还只是官方的援助数据。民间的数据,无法统计。

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

四十年里,从铁路、港口、机场建设、农业培训、植树造林、污水处理、疾病预防、医疗培训再到教育,日本援助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四十年过去,两个国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

当初在中国攻城略地无往不胜的日本电器,早已风光不再。

后来,日本贷款中购买日货的比例降到了15%,又降到了无限制。

再后来,在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面前,日本电器已经没有优势了,最后陆续撤出了中国。

首都机场盖起了比T2更加宏伟和富丽的T3航站楼,没有用一分钱的日本援助。

远山正瑛于2004年去世,活了97岁。他的遗嘱是:

一半骨灰送回日本家乡,另一半埋在他种了一辈子树的这块沙漠里。

当地政府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还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为日本人铸造的第一尊铜像。

中国的沙尘暴次数少了,飘到日本的沙尘次数也就少了。新的挑战,是中国的雾霾被西风刮到了东京。

2015年,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从西部到九州岛中部东京,空气中PM2.5的含量,中国的贡献率是平均61%和39%。

随后,日本政府表示将出资1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亿),对在中国从事植树、绿化事业的民间团体“日中绿化交流基金”进行援助。

2010年,组织“花甲协力队”的渡边武也去世了,享年整整105岁。

他不知道,中国有一部抗日神剧,里面有个无恶不作的日本军官,是特意请日本演员涩谷天马扮演的,也叫渡边武。

藤原长作当年传授水稻栽培技术的方正县,现在是个水稻大县。它不远处还有一个县,叫五常县,学水稻种植技术学得特别到位。

现在,全中国的大米市场至少有一千万吨“五常大米”在摆着卖。

而五常县每年的大米产量,刚刚超过一百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