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裘蒂：好莱坞模式与中国“锐实力”之辩
美国电影电视可以成为宣传美国爱国意识的扬声器，为什么中国电影里的爱国主义会招来“锐实力”之讥？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近日美国对中国掀起的贸易对峙，特别点名中国航空航天、信息及通信技术、机器人、半导体、计算机应用等十类高新科技。美国借由所谓“301调查”认定中国不但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中国企业也通过投资、收购和合作等模式获得海外技术。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软实力竞争也日益加剧。不仅如此，美国政界和媒体广泛要求对中国软实力输出进行重新评估，认为其实是隐藏攻击性的“锐实力” （sharp power）。
这两股汹涌的潮流，势必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谈判造成另一股压力，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如何为软实力的规划和实践重新布局，并审视好莱坞模式对于中国电影软实力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作为美国软实力的经典范例，好莱坞的制作向来被认为是娱乐取向，距离政治宣传似乎非常遥远。但是去年两位美国新闻记者在新书《美国国家安全电影》中揭发了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幕后操纵了800多部主要电影和1000多部电视剧的制作，甚至要求剧本的修改。粉刷美国军事机构和情报单位的形象，也成为军方和情报局支援拍片的必要条件。
这个揭露自然引起了新的质疑：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可以有政府撑腰，却没有受到锐实力的指控？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讨论好莱坞电影本身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软实力竞争；下篇我将继续探讨，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可以“耀武扬威”，中国电影就不可以，以及中国电影如何运用和挑战好莱坞模式，如何避免被贴上“锐实力”的标签。
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
在3月2日的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回应外界对中国“锐实力” 的质疑，批评某些西方人士思想仍停留在冷战时期，对中国充满偏见、歧视与敌视，因而“炮制新词‘黑’中国”：“（西方）做同样的事情时，是在展示软实力或巧实力。到了中国，就变成别有用心的锐实力。” 他认为这个标签反映部分西方势力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界，坚持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
王国庆所指的“锐实力”，起源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发表的一份名为“锐实力”的报告，该报告追踪了中俄两国的“威权势力”在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体现。这个新标签“锐实力”是从西方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受政府控制，并对西方国家进行有政治目的的价值观渗透，干预文化领域。
《经济学人》最近也以“锐实力”形容中国当下影响国际社会的手法。相对于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锐实力”则是利诱目标以影响其他国家的意愿及民意。“锐”是指有固定目标，而且有穿透性。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新近刊登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的文章，重点探讨了如何用软实力对抗中俄的“锐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指出，中国的“锐实力”近来成为焦点，特别是欧美学者及媒体，深深感受到中国“锐实力”在世界不同地区正慢慢改变一直以来欧美的主导地位。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在198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在1990年出版的 《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软实力”的定义和理念，当时正值柏林围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之上的军事或者经济功能，而“软实力”以吸引力为基础，基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魅力。
美国开国元老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是对软实力的一个很好的定义：“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我们的力量而增长，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越少使用力量，力量就越大。”
针对小布什政府以“硬实力”驱动的外交政策，约瑟夫•奈在2003年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用以抵制仅仅靠软实力就能产生有效外交政策的错觉”，也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
但是我认为即使传统的软实力，背后也往往有硬实力的撑腰，特别是经济后盾不可或缺，很少有纯粹的软实力能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发挥它的影响力。
20世纪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表现为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美国在文化、教育、外交和援助等方面也体现出强大的“软实力”。最近十几年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世人对美国的同情，很快就被对伊拉克战争的愤怒所稀释。美国政府经常面临僵局，国内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却无法有效地解决枪支问题，这些都腐蚀了美国在海外的形象。然而，美国对世界各地社会的影响依然深刻，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说明：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通过文化、教育和外交计划，仍然拥有首屈一指的全球影响力，充分展现“美国化”的魅力。比如，世界上最流行的视频游戏之一《侠盗猎车手》起源于爱丁堡，但它建构的背景却是全球可以辨识的美国式虚构城市，这不仅因为美国市场的体量，更因为“美国范儿”代表了一种全球性的视觉语言。
日本玩具“变形金刚”由美国玩具公司孩之宝购买、重新设计和改名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影专营权，最新的一集在中国拍摄，并且由中国人共同出资。
因此，我们长久以来消费的价值是“美国=通识=普世”。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软实力竞争日益加剧，电影行业也不例外。美国的中国媒体学者余智（音译）在《外交政策》期刊中指出，《变形金刚4》以中国土地为背景，但是中国人只是为拯救世界而奋斗使命的旁观者：而一群由马克•沃尔伯格领导的美国个人主义者，却反客为主。在余先生看来，这种个人主义的信息借着美国电影渗透到了中国，在中国《变形金刚4》的观众比美国还多。
美国式教育也通过美国大学及其全球分校而传播影响力，比如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许多领导人曾在美国或开罗的美国大学接受教育。
从文化和商业的观点而言，今日世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20世纪“美国化”的凝结。美国文化和商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体现在媒体、饮食、商业惯例、影视作品、大众文化、流行音乐、艺术媒介、高科技甚至政治手腕上。
近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化”这个名词虽然自1907年以来即已存在，但是自从2000年代中期高速互联网广泛应用以来，谷歌、脸书、推特、亚马逊、苹果公司、优步等众多以美国为基地的互联网公司产生的全球效应，使得“美国化”现象日益受到批判性关注。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担心隐私问题，以及有关新美国巨头的反托拉斯问题与税收问题。
好莱坞和“文化霸权”
软实力的体现有很多种，包括提升一个国家的形象、达成外交目的等，但是我认为最显著的是，软实力构成一种品牌式的连锁效应，成为创造经济利益的一个巧妙手段，让人不但被它说服，还愿意为之买单。而好莱坞可以说是这种软实力的经典。
黛安娜•柯瑞2014年在《国际文化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文化全球化与美国电影产业的主导地位：文化政策、国家电影产业和跨国电影》中写道：“尽管许多国家有保护主义文化政策和国家补贴，但美国和美国联合制作的电影仍然称霸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垄断名列前十票房的电影。”
美国在电影业界的主导地位可以由三个因素来解释：人才和资源的集中，规模经济的相对优势，以及优异广阔的发行渠道。
不少评论家（包括柯瑞）认为电影是另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形式。由于缺乏多样性和全球影响力，好莱坞电影业有可能将全球文化同质化，变成“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
近年来为了吸引海外市场，好莱坞开始对于既定形式做重要的修改。在过去的20年中，对美国文化的描述不那么具体，其他文化的主题更为流行，使得好莱坞电影吸引了全球电影市场的不同观众。
但是，尽管好莱坞不断面对内容和角色多元化的呼吁，但美国电影业仍不断面临着不够多样化的指控，如201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引发的 #Oscars So White（#太白的奥斯卡）运动。今年初《黑豹》以黑人故事、黑人角色而创下票房奇迹，有反讽意味的是，很大原因是黑人群体和女性群体对于特朗普政权的反弹。
莱因霍尔德•华格莱特纳等不少评论者认为，美国不仅仅代表了文化霸权主义，而且流行文化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奉之为是真理的理想，最终被较低层次和“臣属”的国家所采纳。
苏文迪（音译）在《抵制文化帝国主义，或是欢迎文化全球化？1994到2007年间中国关于好莱坞电影的广泛争议》一文中指出，美国视角下对发展的既定看法是快速、前进式和工业化，受美国流行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创造自己的国家定位或观点。
除此之外，电影业中使用的霸权机制，通过固化视角讲述的故事，构筑核心的单一意识形态结构，试图借此遏制社会变革。表面上是呼吁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让观众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
好莱坞的长期成功，主要是靠无与伦比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在密集的区域组合成集群、专业化但互补的制作公司，以及来自许多不同领域的独特人才库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但是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好莱坞陷入一场持久的挑战。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球化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斯科特在《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期刊》上发表评论称，好莱坞最重要的制作公司或“专业公司”在北美和其他国家保持广泛的分销和营销网络，通过它们的跨国业务，专业公司直接控制所有主要国外市场，以及更多二级市场的分销系统。
例如，联合国际影业公司是环球公司和派拉蒙公司的合资企业，该公司在多达37个不同国家拥有分销机构，包括一线市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利润率较低的地区，如匈牙利、智利、秘鲁、菲律宾和泰国等。二十世纪福克斯同样在不同国家拥有21个国外配送设施。
在美国制片厂实际上并不直接拥有分销网络的地区，它们经常与当地的分销公司签订合资企业或长期协议。美国电影通常占外国主要票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时甚至超过三分之二。
但是好莱坞电影在出口市场的成功，不仅是因为美国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传播好莱坞产品方面的实力，也应归功于它们制作高成本电影的独特能力，以及由移民文化驱动的“好莱坞语言”，这些电影能够有力地吸引许多不同文化的大众口味。
好莱坞与美国的“锐实力”
自1920年代以来，好莱坞（美国电影和电视业）已经占据了全球大部分媒体市场。它是全球各地的人看到美国时尚、习俗、风景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媒介。整体而言，美国政府在传播电影、电视、书籍、期刊等方面，只扮演推动的角色。然而在二战后占领前轴心国后，美国政府在这些国家重组媒体，在消除极权主义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占领总部军政府办公室（OMGUS）于1945年在德国慕尼黑开设了自己的报纸《新新闻》，由战前逃往美国的德国和犹太移民担任编辑，任务是摧毁纳粹文化残余，并通过让德国人了解美国文化，如有关体育、政治、商业、好莱坞、时尚以及国际事务的详细信息，来宣传民主制度。
在苏联瓦解前后，美国化继续蔓延到所谓的“铁幕世界”。美国电视节目在全球不断重播，其中许多是通过美国的广播公司和其子公司（如HBO电视网、CNBC财经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这些节目的海外频道经常以美国节目为内容重点。
《广播时报》在2006年对20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当地十大最受关注的节目中有七个来自美国：《CSI: 迈阿密》，《迷失》，《绝望的主妇》，《辛普森一家》，《CSI: 犯罪现场调查》，《没有痕迹》和《天才小子吉米》。
美国电影，包括动画电影，尤其是迪斯尼、 梦工厂、皮克斯、和照明工作室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流行。二战结束以来票房最高的50部电影，都是全部或部分在美国制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部分常常涉及电影配额。
然而最近一连串的研究显示，好莱坞作为“软实力”的典范，其实从来没有离开硬实力的雷达。
好莱坞电影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府强而有力的撑腰。美国政府机构不断要求外国政府更广泛地向美国电影敞开大门，不仅有利于出口收益，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好莱坞本身。
早在1997年，凯瑞•西格雷夫便在《美国电影在海外：1890年代以来好莱坞称霸世界荧幕》一书中指出，美国政府在1916年首次涉足电影业，当时美国领事被指示报告国外市场的情况，政府进而向行业提供这些市场信息。八家公司（美高梅、派拉蒙、二十世纪福克斯、RKO、华纳兄弟、环球、联合艺术家和哥伦比亚）利用政府信息建立了虚拟的“卡特尔”联盟。
多年来，好莱坞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帮助下，在海外推广其产品。二战以来，好莱坞的利益和华盛顿的目标始终与外部贸易战线保持统一。
这个“统一战线”利益汇合案例特别体现在1948-1951年的欧洲“马歇尔计划”中，其条款将美援水平直接与受援国接受美国电影进口的意愿捆绑起来。这样的做法，通过塑造国外市场的整体口味和偏好，不但刺激了美国的电影出口，也在西欧国家准备与苏联靠拢之际，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
随着全球化加快，美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议程，特别是不受阻碍的文化产品贸易。这一立场导致1993年美国和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谈判中，围绕视听产品贸易产生对抗。在这一轮谈判结束时，欧洲的立场占了上风，因而形成“文化例外”的条款，允许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设置贸易限制。
去年汤姆•赛克和马修•奥尔福德在新书《美国国家安全电影》中，描述了他们通过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数千份美国新的军事和情报文件的调查结果。这些文件首度曝光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的大规模控制，包括操纵剧本，阻止对国防部过分批评的电影的能力，甚至影响近年来一些最受欢迎的电影的特许经营权。
这不仅暴露了审查制度对现代娱乐业的影响问题，而且曝光了好莱坞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宣传机器中扮演的鲜为人知的角色。这些文件首度披露：美国政府曾经在幕后参与了800多部主要电影和1000多部电视剧的制作。
《美国国家安全电影》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如何参与《007》、《变形金刚》等电影的特许经营，以及一些最大和最受欢迎的电影的剧本改写，包括漫威和DC漫画公司的电影。由美国军方支援的电视节目也不乏类似的影响，从《霹雳娇娃》到《美国达人》，从《奥普拉脱口秀》和《杰•雷诺脱口秀》到《杯型蛋糕战争》，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历史频道和英国国家广播网的许多纪录片。
《美国国家安全电影》还透露了中央情报局如何支持和影响数十部爆款电影和电视节目，包括《007霹雳弹》，汤姆•克兰西的惊悚片《爱国者游戏》和一些最近的电影，如《拜见岳父大人》和《特工绍特》。
每当一位作家或制片人请求美国国防部支援他们的电影制作时，他们必须将剧本提交国防部的娱乐联络处进行审查。拥有最终话语权的是国防部首席好莱坞联系代表菲尔•斯特伯。如果出现国防部不赞成的角色、动作或对话，制片人必须根据军方的要求做出改变。如果他们拒绝，国防部就会“收拾玩具回家”。为了获得充分的合作，制作人必须签署制片援助协议，其中有条款规定他们必须使用军事批准版本的剧本。
比如，《变形金刚》中有个场景，在美国军队遭到霸天虎机器人攻击之后，国防部首席好莱坞联系代表斯特伯插入了“带他们回家”的台词，让美国军方戴上了一种保护性家长式的光环。
听起来似曾相识？
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操控和利用媒体已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奇间谍大师艾伦•杜勒斯和他的高级助理定期与纽约和华盛顿的新闻精英一起用餐，并利用数百名美国和外国记者作为其隐形资产。1977年，中情局的系统媒体操纵被国会调查公开曝光后，中情局成立了一个公共事务办公室，负责以更透明的方式指导新闻媒体报道情报事宜。
即便如此，美国情报单位塑造真相和舆论的动作与日俱增，并且是好莱坞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自1947年成立以来，中情局一直与好莱坞秘密合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中情局把好莱坞战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于1996年聘请了一位资深秘密人员蔡斯•布兰顿直接与好莱坞制片公司合作，以提升其形象。
9•11事件之后，在爱国意识主导下，美国编剧、导演和制作人在电影或电视项目中描绘的中情局总部更倾向于正面的形象，对此，中情局在幕后的推动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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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模式对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有用吗？
复兴中华文化和借由软实力提升中国面对世界的影响力，代表了近年来中国政策对未来的愿景和蓝图，但是在执行上仍需要各方面人才的互动与协力。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它的传播力量不容忽视。它不但能够具体地呈现中国现代风貌的多面性，也能够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带领一定的影响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种对外影响力的投资，也有可能得到实际的商业回报，所以无论从各种的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软实力产业。
上篇文章中讨论了好莱坞电影本身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软实力竞争日益加剧。鉴于好莱坞主导着世界的电影消费和生产模式，我们应该问：好莱坞模式对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有用吗？
中国软实力投资回报率低
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联合美国南加州大学共同发布了2017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从2016年的第28名上升到第25名，而美国则从第1名降至第3名。法国超过美英，跃居全球软实力排行榜之首。
“软实力30强”报告自2015首次发布。报告采用了政府、文化、教育、全球接触、企业和数字等6个领域的客观数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25个国家的投票，用以衡量61个国家的影响力和声誉。排名考量因素包含政府、文化、美食、外交政策、街头暴力、体育锻炼、数字化、对经济创新的认知能力、以及对游客和留学生的吸引力等方面。
中国在发展软实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并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品牌宣传活动。“软实力30强”的研究人员还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归因于其文化吸引力，因为中国目前与意大利一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是一般认为中国对软实力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西方低估了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诺丁汉大学马拉西亚校区教授汤玛斯•巴尔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拿了社会学博士，他认为以美国模式作为其他国家软实力的模式，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也就是说美国和西方观察者过于高估自由主义、政治参与和民权的重要性，而低估了经济稳定和繁荣，以及面对公民需求的反应的重要性。许多国家的人民逐渐认为民主过程造成政府的缺乏行动和僵局。巴尔克主张，在一个经济不确定、社会阶层固化、贫富不均、失业率上升、雇佣临时工制度盛行的时代，“美国模式”正失去它的魅力。
在全球“软实力30强”调查报告中，法国从2016年排名第五，快速蹿升至排行榜榜首，超过了2015年榜首英国和2016年榜首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间派马克龙5月当选总统，他的夫人是他高中的文学课教师，他们为法国的文化朝气树立了新的形象。
我认为，从“软实力30强”前十名国家的排名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都是在人均GDP和绝对GDP名列前茅的国家，正应和了“弱国无外交”的俗谚，或是更确切地说是“穷国无外交”。除了日本，全都属于所谓的“西方国家”。即使日本，也素来与“西方国家”并列。
这说明，软实力背后，通常需要强壮的经济实力支撑。“软实力30强”报告的作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可以被视为是对美国软实力的威胁，他的民粹主义论调被普遍认为是在破坏国际联盟。
当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原则疏远了往昔盟友，也削弱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这是否会给予中国一个以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特别是主导全球化的契机？
防范好莱坞
中国一方面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包括对好莱坞电影的限额、排档调度、国产保护月、鼓励影院播放国产片的补贴机制等，另一方面又需要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来保持中国电影票房的增长速度。
最近的配额是在2012年达成协议，每年允许在中国发行34部美国电影，其中14部电影被指定为3-D或IMAX。这份协议已于2017年二月份到期，但指导方针一直存在，中美双方仍在为达成新协议进行谈判，包括去年7月美国国会议员组团到中国考察。去年4月的习特会也提到电影贸易的谈判。
近来由于美中贸易开战，目前还不能断定将如何影响双方谈判的姿势。同时去年由于《战狼2》带来的票房效应，也可能让中方重新评估对于好莱坞的依赖性。
除了配额之外，谈判的内容还将试图为好莱坞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国内有一个非明文的目标，要使票房至少有一半来自本土电影。但由于2016年国产片的弱势，中国电影监管部门软化了配额限制，并允许38部好莱坞电影来提高总票房收入。
大体而言，中国电影界到目前为止，除了好莱坞模式，还是好莱坞模式。
在欧美，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有明显区分的运作方式及受众群。2016年10月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多家电影及文化传播公司，共同发起了“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但是对于“艺术电影”的界定和制作生态仍在摸索中。
我认为，其实严格说起来好莱坞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传播中国崛起的软实力，为什么？
1. 好莱坞的影响力崛起的历史情境，与中国现在当代崛起并不对等。好莱坞的影响力经由长期的积累，从1920年代美国经济狂飙、意兴风发的go-go years，到两次大战之后国际权力的转移和美国国力的高度爆发期，得到全方位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的支持。
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崛起，浓缩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增长速度，同时却又面临了文革后的文化断层。因此在谈到软实力的输出，不能期望以蛙跳式地拷贝好莱坞模式，在短期间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 中国现在正在建立“中国=品质”的过程，加上意识形态的竞争，从价值观的输出上，目前仍缺乏国际的认同度。我在上篇谈到了好莱坞势力背后不广为人知的政治运作，但是中国面对的是相反的问题：如何避免把中国的文化输出绑定在“泛政治化”的既定语境，更需要自觉地分化软实力的输出与政治宣传的过程。
3.面对“全球化=美国化”语境，要凸显中国特色无形中便会诉诸于中国传统的历史。但是也恰恰是因为中国悠久历史的文化底蕴造成的门槛，与相对短浅的美国历史来比，变成“深奥难懂”。同时也是一种形象的双刃剑，容易使中国显得“老化”。
4. 美国崛起和好莱坞文化的崛起有军事助力，但是在近年来也受到很多舆论的审视，因为在1960年代以后陆续出笼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质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文化的把控，开始影响到美国和他国媒体和学界对于“文化霸权”的敏感性。在好莱坞文化崛起的初期，并没有这样的顾忌。因此，中国想要借由电影的力量传播文化，在叙述语言和观点的运用上，便不能够对于这种新的敏感度无感。《战狼2》和今年春晚的《非洲小品》在国外造成的负面反应便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5. 中国习惯的叙事语言，与已经被好莱坞同化的国际叙事语言有很大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动作片相对容易被接受，但是这也造就了对“中国人=功夫”的刻板印象的重复。因此，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优秀编剧和导演，是当前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
6. 好莱坞并不是唯一叙事的模式，事实上在艺术成就上有许多更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好莱坞成功地用它简单粗暴的模式征服了世界。
中国国产电影的语境与好莱坞和美国独立电影比起来，略嫌单一化。好莱坞本身就是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特别是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欧洲所谓“流亡”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创意人才。
现在由于中国电影界的蓬勃，自然也吸引了许多国外的人才来参与，但是目前人才吸收集中在特效方面，以及大牌演员的挂名，真正好莱坞的精髓和资源，特别是在编剧导演方面并没有完全导入。《长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人出了钱，但是由西方主导制作，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7. 中国的好莱坞野心，凸显在硬体结构上。万达购买AMC之后，在美国可以看到的国产片的确大幅增多。但是这些片子基本上是“宣慰海外侨胞”，无法打进美国的主流观众群。大多数在国外放映的国片，仍然面对着制作品质、叙述方式、演员水准等方面的不足，在宣传和传译的技巧上，也显示对于受众群的认知方式和当地媒体运作缺乏了解。
8. 好莱坞的电影也受惠于英语在20世纪成为国际通用语言，20世纪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与文化史上的一个显着现象并进，也就是美国式英语以其独特丰富的成语和词汇大量传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美国的学者、记者和评论家开始大力推动美式英语的使用，口语化的美式英语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
如今世界上接近70％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是美国人，使其他所有群体都相形见绌。美国电视、电影、歌曲、电脑游戏和网站等媒介，使美国式英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国界。比方说“OK”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标准语言。美式英语甚至侵入英式英语的世界。
《帝国的衰落：英语的美国化》分析了1800至2010年间发布的1500万册数字化书籍，以及3000多万个地理定位推文。作者搜索词汇差异在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其他西欧城市，发现尽管英式英语历来是常态，美国英语对词汇有重大影响。相比之下，在英联邦国家如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是英式英语挂帅。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美国的词汇比英国的拼写方式更具影响力。这种趋势在英国也是如此。作者将这些转变归因于“美国主导的电视和电影产业”。
但是好莱坞模式也提醒了我们许多值得借镜的地方：
1.好莱坞擅长的不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电影形式的外销，它更是一个整体文化同步并行的输出。除了暗藏的意识形态以外，更多的是与充分地与流行文化以及各种媒介充分结合，包括艺术、舞蹈、流行音乐、美食、服饰等等。
快餐也常被视为美国营销主导的象征。像麦当劳、汉堡王、必胜客、肯德基和多米诺比萨等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众多的销售点。
中国的电影要想征服世界，必须有全方位的文化美学和精神价值的支撑。除了功夫、熊猫和长城之外，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够带动现代灵魂、跨越文化的特色？我们如何能够借由文化和科技的交错互动，改变目前国际文化的格局？
2. 除了解决硬体上的问题之外，我认为中国更需要赶上的是在软体跟人才的培育上面，这跟中国其他的文化产业所面临的问题类似。比方说，在国内很容易在极短的时间建造一座博物馆，但是对于建立馆藏、经营管理、策划展览、建立受众群和收藏家，相形缺乏系统性的培育。
国内现在有各种计划和奖助，吸引在国外的科技人才回国。相对地，对于人文和传媒人才的鼓励机制，特别是产业化的扶持和资助相形薄弱。同时，对于文化产业的培育和监管，更迫切需要有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才来协调与制定方针。
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出炉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新的制度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负责广播电视、影视剧及网络视听产业的监管，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而原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
调整后的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国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
未来关于电影产业的监管，必定需要迫切解决以下的问题：
——如何形成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创意导向，使得监管能够在激励深度挖掘文化意涵的创作机制，与防止剽窃、跟风、烂毁三观、捏造票房等恶习之间取得平衡？
——如何避免由于太多的思想禁忌，使得许多电影制作为了躲避审查的危险，高度集中在没有思想重量的纯娱乐，最后造成垃圾内容“百无禁忌”的狂欢？
——如何让中国的电影产业走出仰赖人口红利的格局？
——如何运用有艺术和专业素养的专业人士资源，集合行业自律的动力，来制定开明和文明的监管机制？
3.在欧美及日本，独立制片和大卡司大制作，艺术电影和纯商业电影之间的分众和影评比较规范。在中国几乎只有商业，没有艺术 。
中国电影在品质上面也需要提升：中国不需要组建另一个多产的宝莱坞。没有眼界，就没有好的作品。观众和创作者必须同步增长。
4. 字幕和配音的局限。尽管全球化使得美国纺织、汽车、计算机行业和电影产业受到挑战，但在电影的领域里仍然是美国的世界。在美国国土内尤其如此，因为美国人不喜欢字幕和对配音不熟悉，这使得美国人对外国电影产生了反射性的心理抵制，而不像德国或法国类似的配音常规国家，当地人可以选择观看一个配音版本或原音版本。
外语电影在美国逆袭的显例是2000年的《卧虎藏龙》，拿下了1.28亿美元的北美票房，但这部片子其实是由美国人詹姆士•沙姆斯等人编写和制作的，由美籍华裔导演李安执导。对于每一个《卧虎藏龙》，都有数百部在美国赔钱的外国电影。沙姆斯和李安后来的中文版《色•戒》在美国的收入仅为460万美元，而国际上则为624万美元。
因此中国电影外销国外，特别是美国，必须正视语言对于外国观众的挑战。
5. 中国电影如何传递能够超越国界和文化界限的多元视角？前面提到，尽管好莱坞电影在选角上和观点上，经常被评为不够多元，美国毕竟是移民国家。美国有超过4000万人在美国以外出生，占人口的13％，其中四分之一的移民非法入境。尽管不能做到名副其实的“大熔炉”，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每个移民代表一个与不同的国家的联系。
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大制片场文化都是由移民建立，二十世纪初刚刚起步的米高梅，塞缪尔•戈尔德温是波兰犹太移民、路易斯•梅耶是俄国犹太裔移民，而华纳兄弟是波兰犹太移民 。他们制作的电影反映了一个综合新世界乐观主义和旧世界文化的文化参照坐标，和他们的移民经历与视角。
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如何才能呈现“和而不同”的多重视角？如何才能超越统一、单调而平面的观点？这是每一个电影从业者必须思索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高张，仿佛加大了外国观众和中国观众口味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电影制作者，必须在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的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思索面对中国观众和西方观众不同的需求，未来的电影制作如何兼顾？
中国电影如何输出“中国梦”？
好莱坞在国际的成功，也和“美国梦”理念的输出息息相关。反过来，好莱坞也变成“美国梦”的代名词。
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梦”，但是极少人谈“法国梦”或“德国梦”，尽管后者在软实力的排行榜指数也很高。
好莱坞向全世界的年轻人倾销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情调，也外销了整个明星系统。
中国应该如何传输其核心价值？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梦”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倾向于集体意识，似乎是与“美国梦”所强调的个人白手成家、自我实现形成对比。
其实“中国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参加了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深度对话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为“中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将个体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连接，也刺激了中国的消费热潮。他也指出，中国领导人在三月举行的“两会”上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所以，中国电影要如何更有力地传译这个“中国梦”，让它成为其他国人也可以向往或分享的精神境地？如何把借由多边主义的过程实现全球化的理念，让“中国梦”成为他人认同的“世界梦”，而不是有攻击性、取代美国的“大国意识”？
同时，电影事业的推广者也要有自觉：中国在输出大量主旋律和军事影片，有时候可能在视觉和表达上，抵触了想要表达的“和平崛起”的意象。
如果一方面倡导“和平崛起”，却急切地想要外销显摆中国军事实力的战争动作片，这之间是否有落差？如果谈宣传，就不可能不对观者的角度和国际语言先产生深刻的认识。
请别误会，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删减、或是排除这类的作品。但是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在好莱坞它可以有这样的军事动作片？它可以扛得起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同时还能造成具体的影响？这是因为好莱坞输出的东西多元，军事片不能完全定义好莱坞，而且在包装上面与生活形态更完全无缝地结合。
好莱坞输出的模式，不只是电影，而是结合了在流行文化以及饮食各种方面全方位的影响，表达了世人对于美国生活形态和美国梦的幻想与追求。
相对而言，中国被评为“软实力亏空”。
那为什么中国吃亏呢？我认为不能再以膝跳反应应对，也就是不能完全怪罪于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要注意到，所谓的“文化霸权”这个观念在好莱坞文化兴起，跟美国文化崛起的时候，它们历经的时代到现在已经有所变革，特别是在从60、70年代到8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以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对于殖民主义下的权力关系和语境加以批判性的审视。
军事片，特别是具有高度教条意味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如果缺乏其他文化元素的外销来平衡，容易重复政治主导的形象，让人误以为是用一个“文化霸权”取代另一个“文化霸权”。从这个角度而言，选派《战狼2》代表角逐奥斯卡外国片的提名，可能是策略上的失误。
或许，我们可以把我在上篇引用的杰斐逊名言演绎成为：“我们越少使用宣传，宣传就越大。”
1997年我到柏林市西南郊的小城波茨坦一游，这是是二战末期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地。印象最深刻的是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在十八世纪模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的无忧宫（Sans Souci Palace）。宫名取自法文的“无忧”或“莫愁”。
在无忧宫的一侧，有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楼”，楼顶部有根据中国传说而想象制作的猴王雕像。无忧宫里有一个充满中国当时出口瓷器的陶瓷屋，导游说普鲁士大帝心目中的中国人都是非常幸福开心的，所以富裕华丽的东方陶瓷世界起名叫“开心屋”，在壁毯和陶瓷彩绘上呈现的中国人形象都是笑脸迎人。
那是十八世纪。
这是软实力的典范：这个对于中国风物件的爱好，与其中投射的幸福指数和精神层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陶瓷或是丝织品的向往，是基于对于中国元素所代表的幸福生活的投射。
那么，中国电影如何算是呈现了强大的软实力？我认为如果许多世界上的人（包括中国人）都想要做中国梦，那么中国梦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当然中国的人口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其他外国人再到中国来扎堆，但是如果中国梦能够借着国产电影，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中国电影的世纪就算到来了。
（注：本文作者在4月10日应邀在全球化智库主旨演讲“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路径：好莱坞模式的借鉴与反思”，本文部分在演说中发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