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并不激荡的三十年

作者:刘迪(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

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这天东京细雨霏霏,但许多媒体,仍集聚在皇居外占位,等待傍晚的退位仪式。来自各地的日本人及外国观光者,则聚集在皇居周围大门外,周围若干地铁站,地面出口已经封掉,警力也比平时多。

中午,我撑了把透明雨伞到皇居外散步。一位中年警察看到我,以为是观光客,好心递上一份中文的地图册。小册子封面印着“国民公园,皇居外苑”几个字,介绍说除开天皇执行公务的场所及私人寓所,皇居区域外围对国民及观光客开放。

皇居周围,人头攒动。他们为何而来?心怀崇敬或是好奇,又或者公务在身?我呢,又为什么在这里?

皇居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天气晴好时,我有时会到外苑的草坪小憩,享受阳光和蓝天。但今天并无蓝天。今天,聚在这里的人们也不会见到天皇。天皇和皇后有确定的安排,不会出现于此,至于今后,他们不再有公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机会就更少了。

平成时代:并不激荡的三十年

盘桓在皇居周围的人们,面容肃穆,站在细雨里,甚至有些寂寥。他们撑着伞,默不做声地向即将逝去的时代告别,对这些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来说,“平成”不仅仅是一个年号,还是生命的记忆。至于我自己,只想起这一句“若有人知春去出,唤取归来同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采编国际新闻,主要条线就是日本。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当时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日本向何处去。那些日日夜夜,我和同事们一起盯着日本社会的反应,没有互联网,我们主要靠国外纸媒了解情况。当时日本纸媒哀悼氛围浓厚,娱乐版“自肃”,给我的印象很深。

昭和天皇去世的当天,明仁皇太子即位,日本年号改为“平成”。1991年,也就是平成三年,我来到东京,作为一个观察者,开始近距离地关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

1978年邓小平访日,坐了新干线列车,记者问他感想,他说,上了新干线,如同有人从后面在推他。那年年末,中共举行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将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此后,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傅高义的《日本名列第一》以及赖肖尔的《日本》等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各种日剧、电影和小说也被译介给中国的观众和读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曾提供了不少借鉴和鼓舞。

1966年3月,日本人口在底超过1亿。两年后的1968年,日本经济规模超过西德,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在两次石油危机打击下,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日益强劲。战后日本发展,其意义何在?当时一个观点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证明,工业化并非欧美国家专利。另外,日本的近代化,还证明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种现代化模式不但震撼了西方,也给苦苦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留下极为深刻印象。

到了平成时代,世界又大不一样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秩序重组;“9•11”接踵而至,世界政治进入反恐时代。在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背景下,日本像是一个安静的例外,既没有藉最初的“历史终结”而喧嚣躁动,也没有在后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卷入全球动荡。日本经济告别了高歌猛进的亢奋期,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进入漫长的“沉睡”。经济学家们对此多有检讨,但日本国民似乎自足常乐,并没有“揭竿而起”的暗涌。

从1989年到2019年,这是怎样一个时代?有人说“平成是一个迷茫的时代”;也有人说“平成是一个凡庸的时代”;还有人说“平成是一个失败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是内向守成的三十年。

“平成”一词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以及《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意为国内外、天地间和平。最初几年,也就是冷战刚结束时,日本曾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尝试“大国外交”,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入常”,但遭到挫败。

明治时代(1868年10月23日-1912年7月30日)以来,“国民导师”福泽谕吉便号召日本人“一切以西洋为目标”,尽管历经对英美的战争,这个目标一直没有改变。进入平成时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各种社会文化指标都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前方不再有需要追赶的目标,这给日本社会一种无法言喻的虚脱感。

经济泡沫破灭后,伴随人口老龄化,日本社会开始“收缩”。平成四年,即1992年,中野孝次出版随笔集《清贫的思想》,风行一时。作家追述了西行、兼好、芭蕉等俳人(俳句作者)舍弃世间物质生活的优雅淡泊,在那一年的日本好像一味清茶,引导日本人转向内心,重新体悟“清贫”的深意。

平成时代不是没有天灾人祸,奥姆真理教的武装暴动、两次特大地震以及核泄漏,都曾带来巨大的创伤。但也正因为创伤如此巨大,日本社会所显示出的稳定性才如此惊人。在经济低迷的三十年里,日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罢工、罢课等尖锐对立,示威游行的规模及社会动员程度也远远不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种稳定性由何而来?美国社会学者傅高义很早就开始关注战后转型期日本的中产阶级。在其出山之作《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中,他就从公司、家族、社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的新兴的“上班族”。这一新阶层的出现和扩大,不意味这新的阶级斗争的激化,相反,它指向一种稳定的预期和社会连结。

昭和(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后半期,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形成了所谓“优质中产社会”,“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观念塑造了一种岁月静好的社会氛围。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就有“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即所有日本国民都属中产阶级。

这样一个社会特质,既维系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和民主制度,也大大缓解了三十年经济停滞带来的社会压力。国内学者喜欢谈论日本是如何“失去二十年”的,我自己则更关注在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日本政府是如何通过再分配手段,维系着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的有效运作,并保持社会稳定的。

在平成时代,日本各级政府的公共投资,对消除贫富差距和地域差距起到了很大作用。各地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建起了大量公民馆、图书馆、体育馆和交通设施,所有这些,都让国民得以继续有尊严地生活。1991年,笔者甫抵日本,即深刻感受到这种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便利。此外,政府还引导国民注重防灾,注重义工,注重社区及地域共同体的建设。

尽管经济滞涨,日本对于曾经挽救了西方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却十分警惕。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促进增长的同时,也会加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安定。这在日本人看来,不啻于对日本型共同体社会理想的戕害。事实上在2013年所谓“安倍经济学”出炉之前,日本始终拒绝登上新自由主义的船。这些年,对于安倍的“成长优先”的政策,左右两派一直都持有批评的态度,并加以限制。

总的说来,平成时代的生活是精致的。大众消费主义有所发展,日本继续享受这各种廉价舶来品带来的快乐。这一时期,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多数国民并不十分关心。他们目光内敛,对他们来说,自己及周边的小确幸才是需要守护的。

在校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热情已经熄灭,校园先锋渐渐老去。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逐渐减少,慢慢也不再向往留学。2017年,在美国攻读科学类研究生学位的日本留学生只有990人,而中国留学生则多达79580人。在这990人里,又有410人是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不到中国同类留学生人数的1%。

平成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老”。这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日本的人均寿命是世界最高的,生育率却是最低的之一。随着人口年龄中值不断提高,老年人在社会上的发言权也得到加强,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表现为革新势力的衰退,和保守主义的崛起。

平成之前,有明治、昭和两个较长的时代,分别是四十四年和六十三年。不仅时间更长,这两个时代,日本所面临的课题也更复杂和严峻;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文学艺术的群星闪耀。我们很难简单地将平成时代与上述两个时代做比较,在平成时代,艺术家小说家的生存环境相对优越,可以深入精致地刻画描摹其对象,但却缺乏前代那种波澜壮阔的大视野和深刻的内心体验。

平稳安定的另一面,是徘徊不前。平成三十年,日本增长迟滞,人均工资不涨反降,虽然有优衣库、软银这样的企业,但没有出现能够引领全球潮流的伟大公司。反观美国和中国,则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下一个社会”什么样,日本不论政府还是国民都十分迷茫。

平成的最后一天,我在皇居外苑散步。而日本,还在“下一个社会”的入口原地踏步。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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