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与上瘾

作者:丁力

《上瘾五百年》是2001年首次在美国出版的,汉译本则于2014年第一次印刷。这个间隔时间其实不算长。国内目前缺少系统的翻译计划,书目往往由译者、编辑选定。除了版权公司的推荐之外,他们在什么时候遇到某本被认为值得翻译的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出版业不景气、发行减少、纸张成为最大成本的今天,如果还能够找到几本可读之书就应该知足了,不便对出版业提出任何要求。于是决定写一写《上瘾五百年》。《上瘾五百年》的作者是戴维·考特莱特,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这本书介绍五百年的瘾品史,其中有日常消费品:烟、酒、茶和咖啡;也有非法毒品:鸦片、大麻、古柯,也涉及到化学合成的、毒性更强的毒品。

这本书的书名略显奇怪,因此想起去查一下原英文书名,发现翻译过来大致是《习惯的力量:毒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汉译者或出版方改变书名也有道理,除了让书名对中国读者更有吸引力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原书名不太好翻译——其中的drugs既指毒品,也指药品,这两个意思很难用一个汉语词表达。烟、酒、咖啡一般不被当作毒品,但它们和鸦片有一个共同之处:刺激精神,能够成瘾,只是程度和危害比鸦片低。

在大多数国家,烟、酒、咖啡都是成年人可以方便买到的合法商品;鸦片是非法毒品,受到严厉打击,而且曾给中国人留下一段别样的记忆。

在中国,烟、酒由官方专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烟酒店的分布密度高;咖啡店一般是街边小店,但咖啡的价格同样不低。

这本书把上瘾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只谈论五百年瘾品(以及毒品)史。人类上瘾史当然远不止五百年。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酒,距今已近万年,而享用未经加工的成瘾物质还要早得多,例如巫觋服用的大麻、蘑菇等多种幻药。一些动物也会上瘾,牛、马、羊吃疯草会中毒上瘾,大概可以证明猿在进化成人类之前已经服用瘾品。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只能消费他们的地方特产。在原产地,人们服用这些瘾品的历史都很悠久。

瘾:一种习惯

有一些食物或饮品能够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使人上瘾。所谓“瘾”,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也就是失去部分乃至全部自我控制能力。瘾的大小和危害有区别。茶和咖啡的成瘾性较小,对人体的危害也不明显。毒品则不同。毒瘾发作,只有毒品才可以解救。有些瘾是自己身体内部产生的,如性瘾;有些则是外部的政治结构造成的,如官瘾。官瘾需要不断进步或提拔才可以满足,正如使用毒品成瘾之后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方可维持。

时尚与上瘾

外部力量产生的瘾有害也有利,在合法的前提下,使用者可以选择。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土风气初开,文士喜用音译,把西文单词变为由汉字组成的新词,而所用汉字不单表音,还表意,例如“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这个东西似乎是“烟士”的“披里纯”,只是不知“披里纯”是用来抽的,还是抽出来的氤氲之烟,总之应该很纯吧。彼时流行之“烟”,大烟甚于香烟。大烟是鸦片的俗称,纯度越高,价格越贵。梁启超说:“‘烟士披里纯’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烟士披里纯》,1901年)好像又是受刺激产生的某种东西。梁启超继续说:“盖必有所谓‘烟士披里纯’者,其接于人也,如电气之触物,如磁石之引铁,有欲离而不能离者焉。”这确乎有点像是抽大烟上瘾了,而且这烟土还很纯。

其实,“烟士披里纯”是inspiration的音译,即今天所说的“灵感”。这是一个久已存在的汉语词,本来指神灵感应、通灵感应,转为今天的含义可算是恰到好处:灵感来自“灵”,不来自“烟”。不过,烟虽然不是灵感的源头,却能够刺激灵感的产生,至少可以减少疲劳,为灵感的出现创造条件。这是香烟有利的一面。但综合而言,抽烟是得不偿失的。没有香烟,也有办法获得放松和灵感,只是没有香烟这么便捷而已。

考特莱特引用1950年代的一项研究成果说:“多数人吸烟是习惯动作,在某些情况下会不经思索而点起烟来。香烟可算是一个万用道具,人们借着它可以暂缓言行,整理思绪,放下工作小歇一会儿。”这“不经思索”的动作是习惯的作用。这些研究人员还指出:“唯有具备能起作用的药性成分的植物才会被大量人长期习惯地使用。”他们指出习惯的养成是因为有药性,勾引人们上瘾。这些植物包括咖啡、茶、槟榔、大麻、卡特、鸦片,它们具有与烟草相同的效果。在这些植物中,卡特较少为人所知。卡特原产埃塞俄比亚,树叶富含类麻黄碱,携带和使用卡特在绝大多数国家为非法行为。这项研究是提供给烟草公司的,目的是改进香烟的配方,促进消费者更多更快地上瘾。

二战之后,日本对世界经济有大贡献,也由此产生声名狼藉的过劳死(karoshi)。过劳死大致有两种原因。一种由于自发的工作狂。在英语中,“工作狂”(workaholic)与“酒鬼”(alcoholic)有相同的词根。工作狂其实是工作中毒,能够致死。另一种原因是外部压力之下,不得不表现出的工作狂状态。公司老板迫使员工过劳,其行为相当于下毒,而且对于公司并无益处,因为强制的过劳不仅降低工作效率,还更难作出创新。

瘾品和毒品的区别主要在成瘾性以及危害的大小。毒瘾已经不是习惯,它剥夺了上瘾者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进而危害社会。毒品使用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考特莱特说:“只有已经在西方社会广泛被使用的瘾品,才会变成全球性的商品。”在一些人看来,这个说法有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的嫌疑,却是事实。西方社会引领瘾品时尚,咖啡和茶都是经过西方才成为全球饮品的。在一些瘾品被认定为毒品之后,西方仍然能够保持先发优势——美国的毒品使用长期走在各国前列。这首先是美国的社会文化问题,然后才是毒品的生产问题。美国过去禁酒是失败的,禁毒也没有获胜的迹象。

烟酒之研究

烟草原产美洲,普遍种植得益于全球化,机器卷烟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吸烟史已有大约500年,先后经历烟袋、鼻烟、水烟和卷烟为主的时期,基本上是世界潮流的追随者。

烟草在绘画史上也留下一笔,但不是因为刺激了画家的灵感。考特莱特说了一件往事:“1881年,西班牙医生萨尔瓦多·鲁伊斯·布拉斯科接生了一个死婴。他吸了口雪茄,朝婴儿脸上一喷。本来静止的婴儿竟开始抽动,接着脸部一扭,哭出声来。这个婴儿就是巴勃罗·毕加索。”这位医生很有创意——产科医生一般是拍打婴儿的屁股。婴儿毕加索居然挺过了雪茄的浓烟,真是一个奇迹。他成年后画出那些变形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这一口雪茄的后遗症吧。

烟草又苦又臭,对于不吸烟的人还很呛。考特莱特不否认烟草的益处,但引用的多是三、四百年前医生的观点。他说:“甚至到了现在,香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致癌凶手,尼古丁仍有一些重要的治疗功能。”比如使精神分裂症患者平静下来。这只是“观察”的结果。此外,他还列举了尼古丁化合物可能产生的疗效的研究,并无结果。他又说:“其中不乏烟草公司赞助的研究计划。”这一事实使这些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1950年代,模特儿使用毒品、咖啡和香烟维持苗条的身材。这样的苗条显然是由于香烟对身体的伤害而产生的。

烟、酒对大脑的作用相反:前者有助清醒,后者迟钝思维。从害处来说,烟、酒大概不分伯仲。一些伊斯兰国家禁酒,但对非穆斯林网开一面。美、苏也曾禁酒。美国在1920年至1933年禁酒;苏联在成立初期禁酒,在1985年至1987年再次禁酒,在这两国都导致私酿和走私泛滥。北方邻国以能饮著称,勃列日涅夫、叶利钦都经常醉醺醺,在他们治下不可能禁酒。美国没有赢得对酒类的战争,也不可能赢得对毒品的战争。

食物发酵即可成酒,原料广泛。酒有很多种类。在中国的传统中,有白酒和黄酒两大类。在白酒和黄酒内部,又各有多种类型。品牌也是一种分类。此外,米酒也在品牌化,早年自酿和挑担出售的米酒摆在超市的货架上。地方上的酒类也不少,著名的有马奶酒、青稞酒等等。外来的酒类同样受欢迎。葡萄酒可能在西汉时已经从西域传入。唐人王翰的《凉州词》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句。不过,葡萄酒是在清末国门被打开之后才在中国逐渐流行开的。啤酒迟至20世纪初才为国人所知,如今已成为大众饮品,在夏季尤其是受欢迎的清凉饮料。近年来,日本清酒也赢得不少爱好者。总之,中国人在“进口”之物方面是非常开放的。

咖啡与茶:一种文化的表达

烟、酒、茶具有一个共同功效:提神,或曰精神刺激——刺激多了也会醉烟、醉酒、醉茶。考特莱特说:“酒、烟草、咖啡因是精神刺激革命的三大主要产品。三者的产量、销售、消费的规模都太大,又完全成为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比较不易遭到勒禁。”咖啡因当然不是咖啡才有的。被饮者亲切地称为“肥宅快乐水”的可口可乐也含有咖啡因,可乐果是其来源。即使本土生产的茶叶也不免与非洲大陆的一些植物一样含有咖啡因。咖啡树、可乐树与茶树之间的关系比不同人种的关系疏远得多,仍能产生同样的生物碱,并且对各人种都有兴奋作用,无论他们的文化。南美的古柯树含可卡因。可口可乐曾含有古柯,不仅止渴还能止咳。可卡因后来被列为毒品,因此可口可乐早已不用古柯为原料了。

在全球化初期,产自远方的咖啡、茶是昂贵商品,如香料一样可以用来表明消费者的身份。考特莱特说:“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民众。”这很正常,时尚一般都是上流社会带动的。考特莱特说:“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把他们的银壶银杯束之高阁,原因何在?答案之一是:这些饮品(以及加在饮品里的糖)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的服饰却没有。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平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他们上瘾了。

茶树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和东南,分布在云南至印度阿萨姆邦一带。中国的饮茶习俗是从西南传播出来的。英国殖民者到次大陆之后,在印度东北部尝试种植咖啡,并不很成功,后来发现那里是茶树种植的好地方。这使得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大为减少,价格也日趋平民化。英国人的茶瘾不分阶级,无可救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甚至在坦克上装备了煮茶的设备,让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中也能够喝到下午茶。

在21世纪,咖啡和茶早已是提神解渴的日常饮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咖啡和茶也突破了饮品的范围,被中产阶级当作身份和优雅生活的标志之一,相当于英国贵族“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当然,更高层则享用昂贵的葡萄酒,以及不为穷人所知的其他东西。在穷人的想象中只能是“我富了”之后的两个馒头——吃一个,扔一个。有趣的是,咖啡和茶的新象征产生了两种“文化”,彼此似乎不完全兼容。究其根源,在中国,咖啡是外来的,茶叶是本土的,导致现代饮用仪式仍然带有历史的遗迹。

每个人的爱好的养成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当一个群体养成同样的习惯或“瘾”,则一定有一个群体心理。

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9世纪末才由法国传教士把种子带到云南。考特莱特说:“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只要花半分钟劳力,即可赚到一杯现煮咖啡。”在中国,咖啡要贵得多,且历史较短,消费还曾经中断。于是,在提神解渴之外,城市里的一些新兴中产又赋予咖啡以象征意义。对于他们,只有在某家连锁店喝咖啡才是值得向别人展示的,拍照时咖啡杯边上须放着电脑和(或)书。不过,这一时尚似乎正在消退。曾经被当作时尚消费场所的快餐店也经历过这样的形象衰退。

茶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喝茶。至于有多古,没有定论。当前,喝茶似乎只有在某种场景中才是“文化”,比如仿古家具和大红灯笼。喝茶之前还有人比划一些规定动作,曰“茶艺”——现代国人模仿日本人喝茶动作的自主创新。这种喝茶动作不是自古以来的,并不比喝咖啡的当代意义更久远。但“茶艺”终于和女德、弟子规一起成为当下“国学”的流行要素,有时还须添加一点《论语》的高汤。这些操作很少有传统,却被当作传统走进当代社会,构成新的国粹。

于是,咖啡和茶分别成为现代与传统的两个标志物。其实,意义都是被赋予的,如烟、酒一样,有好之者的发扬,也有商业运作的成效。营销的易感人群把商家的暗示化为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添加剂。不陶醉在如此感受之中,这些消费者便喝得不够香美。这种依赖不是咖啡或茶本身制造的瘾,但也是“瘾”。与毒品相比,咖啡、茶的两种瘾可以被轻松戒断,虽然并没有必要。时尚只体现在瘾品的使用方式,不在瘾品本身。没有添加意义的饮品,可以牛饮,可以慢啜,同样自得其乐。考特莱特说:“瘾品本身一旦被普遍接受,都会持续很多世代,瘾品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的。”

茶叶产于南方,长江以北已经不多产,基本不过淮河。喝茶的习惯不分南北,但喝茶的方式却有南北之别,与传说中的南北性格大体一致:南方偏精致,北方显粗旷。北京的大碗茶曾经名噪一时,这种贫困时期的便宜饮料早已从街头消失。西北人的盖碗茶加多种干果和冰糖;巴蜀等地保留了长嘴铜壶冲茶技术。广东有功夫茶,不过早茶大概不能算是一种喝茶方式。广东人喝早茶大约相当于过去北方人泡澡堂子,既享受闲暇,也是社交。其实,在澡堂里坦荡相见不限于北方,喝早茶也不限于广东。广东早茶出名,在于有品种丰富的美味小吃。在茶馆里听戏,打麻将也南北广泛流行。习惯可成瘾。人至中老年,多少都会养成一点难以改变也不愿改变的习惯,长久了就成为传统,比浮于形式的茶艺更有生命力。

当然,以上有关中国的内容不在《上瘾五百年》之中,只是本文作者借题发挥。

鸦片、毒品与政治

《上瘾五百年》的汉译者把鸦片放在书的副标题中。这是一种能够引起国人注意的古老毒品。为了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大英帝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被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这场战争在当时并无明显影响。一个事件,如果强大的官府希望它不曾发生,它就能够消失,这正是鸦片战争在清政府那里受到的待遇。因此,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什么,很难成为历史转折的标志。中国近代史是缓慢展开的,并且有过大倒退,很难为它找到一个确切的起点。历史分期是为了历史学家叙述的方便,大多数时候与历史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如何分期不应该成为一个执念。

在鸦片之外,《上瘾五百年》还说到很多种毒品,一般读者没有必要了解,只须记住毒品有巨大危害就够了。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与毒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一些药物能使人产生依赖,因过量使用而变成毒品。随着化学和药学的日益发展,新药被源源不断地发明出来。考特莱特说:“从未有一种刺激物,是一出现就在欧洲或北美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它们起初都是外地来的稀罕药品,医生们会针对起利弊热烈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只有在这些药品超出医学的范围之后,才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引发新一轮的禁毒。这时已经晚了。

鸦片可以是良药,可以毒品。芬太尼是化学合成的阿片(鸦片)类的镇痛药,也是被滥用的毒品。2016年,美国有两万多人死于过量使用芬太尼。中国从2019年5月1日起把芬太尼列入管制药物品种。毒品的使用受文化的影响,在严厉打击下,一些文化更容易产生对某种毒品上瘾者。考特莱特说:“爱找刺激的反社会人格者,试用而上瘾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他又说:“中国文化把幻觉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始终未在中国普及。”毒品使用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涉及人的精神。如果仅限于警方的行动,禁毒没有取胜的可能。权力也是瘾品。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瘾和国内的权力瘾都能带来巨大伤害。

中国人熟知“鸦片战争”之名,虽然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细节。英国不再注重对华输入鸦片是在20世纪初,“从力主关税保护变成提倡国际管制”。这时,酒类正在取代鸦片成为收入的重要源头,而鸦片种植的推广也使长途贩运的利润大幅度减少。考特莱特说:“(鸦片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衰减——至少在大英帝国范围之内已经不如从前。”这个变化与清朝禁毒无关。有文明进化的因素?有。但国际关系更多是对利益和力量的判断与误判的结果,道德是蒙在其上一块遮羞布,虽然不乏真诚的信仰者。从施害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才是这些国家从贩毒到禁毒的真正动力。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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