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淄川:特雷莎·梅的悲剧

作者:刘淄川

5月24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带着哽咽的声音,颇不甘心地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接下来,保守党内部将展开一场激烈的党魁争夺战,现在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的呼声最高。

梅的政治生命是在孤独、背叛与绝望中走向终结的。5月21日,当她公布新一版脱欧协议草案后,保守党内的右翼强硬派一片哗然,而作为政治对手的工党等党派则没有丝毫的同情,对她的遭遇嗤之以鼻。同时,她领导的内阁中,没有一位部长愿意站出来为该计划背书,为她分担痛苦。几乎人人都知道她的首相生涯必须画上句号了。而一位首相政治生涯的尾声出现在如此孤立、四面楚歌的氛围中,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特雷莎·梅的悲剧

在此之前,梅一次次地提出脱欧方案,一次次地遭到否决。最终她孤注一掷地试图通过稍微向工党的立场倾斜来挽救脱欧方案的命运,但事实证明,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她众叛亲离。她本应该及早认识到此前的做法不对,但她的调整来得太晚,最终证明毫无意义。起初默默无闻的梅,是作为前首相卡梅伦的继承者、为了实现脱欧而上台的。脱欧是她的核心任务,所以当没有人再相信她拥有主导脱欧的能力时,她作为首相的治国之旅也必然要终结。

自然会有一些人为梅打抱不平,说孤军奋战的她“带不动”党内那些政客,后者最终只能通过毁谤中伤和幕后逼宫这种方式来赶她下台。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作为一位颇有魅力但最终陷入绝望的女性政治家,梅在网络上赚得了不少同情分。但是,这些同情更多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分析。单纯的同情也许忽视了梅自身的失误,这其中既有盲目自负,也包含着相当大程度的顽固偏执。

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本身,代表着一场欺骗对真相的胜利。力主脱欧的英国政客们编造出一幅英国为欧盟牺牲的图景,并成功地将其销售给选民,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选民。

尽管作为欧盟成员国既意味着义务也意味着权利,但政客们把这描述为英国向欧盟无原则地“输血”;尽管欧盟并不能决定英国的移民政策,但政客们把到处可见的移民归咎于欧盟的“强制”;尽管英国经济已经与欧盟同呼吸共命运,但政客们宣称,只有从欧盟“独立”才能恢复昔日英国的荣光,赢得未来的持久繁荣,等等。利用社交媒体及其产生的“回音室”效应,政客们宣扬的这些原本充满漏洞的叙事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形成支持脱欧的大军,并在2016年的公投中展现出巨大的力量,让主流政治家和媒体大吃一惊。

然而,在依靠这些似是而非的叙事获取选民支持,以微弱多数实现脱欧的公投结果后,自知才能不济的极右派政客们又立即撂挑子,把责任推给主流政治家。在此情况下,梅肩负起实现脱欧的重任,勇气可嘉,但基本的政治形势已经注定了她必然会费力不讨好。叫嚣着要脱欧的所有保守党政客都没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愿景,说明脱欧之后英国应当怎么走才好。一方面梅要负责把他们的臆想填充完整,另一方面梅又要接受他们的审查与无尽苛求,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尽管英国脱欧这个任务本身相当棘手,但梅自己也犯下了几个决定性失误,从而最终毁掉了自己的政治命运。

其实,梅在接掌首相职位后本有另一种选择。她可以向民众揭示强硬脱欧派所讲的故事的错误之处,至少是强调盲目脱欧所必然面临的困难和坎坷前景,呼吁国民通过沟通和团结,给艰辛的脱欧之旅带来一线成功的曙光,共同为国家构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尽管全民公投的结果必须尊重,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脱欧之后,英国必须继续和欧盟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梅实际上所面临的是两个任务:一是实现脱欧;二是尊重那些反对脱欧的人的意见,争取双方实现利益交集的最大化,同时尽量争取与欧盟保持本已有的紧密关系。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共情能力和寻求妥协与共识的意愿。

然而事实上梅只强调第一个任务,漠视第二个任务。她基本上对脱欧派所讲的故事照单全收,把脱欧简单地描述为英国民众“做出的抉择”,并不断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她明确承诺,必须要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这相当于自我设限:一方面这限制她与欧盟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党内强硬派将此视为她许下的诺言,并要求她为履行诺言负责。梅本来就面临着无法让欧盟和本党议员同时满意的难题,结果她以自己的行为为这个难题又增添了一重困难。

出任首相后,她不断宣称,即使最终达不成脱欧协议,也比达成一个糟糕的脱欧协议要好。这在强硬脱欧派听起来是甘言蜜语,却会唤起留欧派巨大的警惕情绪。因为在后者看来,“无协议脱欧”意味着巨大的混乱和经济灾难,是英国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前景。因为她迎合了保守党强硬派的说法,所以在一段时期里,保守党媒体对她恭维有加。这使她高估了自己的实力,错误估计形势,在2017年初决定提前大选。结果在6月选举结果公布后,保守党失去单独执政地位,只能通过组建联合政府的方式执政,这其实已经提前为她的首相生涯敲响了丧钟。

梅从来没有把矛头对准保守党内的强硬派,尽管也不时批评,但主要是敦促他们理解她的难处,要求配合她的决策,而不是抨击他们所宣扬的错误说法。可以说,梅始终把保守党内的团结和她的政治命运放在第一位,而把国家的团结与命运放在第二位。一方面,这一叙述方式必然引起留欧派的反感;另一方面,梅讨好强硬脱欧派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对方胃口不断增大的过程。梅要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就必须向欧盟做出足够的让步,而保守党强硬派会把所有这些让步视为投降(尽管他们自己不愿也无力主导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在梅看来,是她忍辱负重进行的一连串拼搏;在党内强硬派看来,却是一次次的背叛。这一进程最终的结果就是梅的辞职。

作为国家领导人,梅本来有能力在理性的基础上界定脱欧意味着什么:脱欧注定是一场艰苦征程,实现良性的脱欧需要付出大量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妥协,脱欧的最终结果应当尽可能大地反映民众共同利益。但她任由渲染欧盟威胁论的党内强硬派绑架了脱欧——不仅是脱欧进程,而且是对脱欧本身的定义。梅曾经被类比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但只依靠强硬的态度而不对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体察,保持决策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盲目效仿“铁娘子”的最终后果只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成果享受不均、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政策失误等原因,社会都呈现出激烈的两极分化趋势。在这种新的现实中,沟通和弥合分歧成为国家领导人所肩负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在“冷战”结束后20多年的西方政治中,各政治派别对于现实的认知差距不大,双方的主要争议是如何解决现实的挑战,把优先点放在哪里,比如更侧重公平还是效率,更重视自由还是秩序等等。但近些年新出现的情况是,两极分化加剧,双方对现实的认知出现剧烈的鸿沟,双方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比如在伦敦这样的繁荣大都市的居民看来,欧盟代表着英国与世界的融合,既代表文明进步也代表着效率和财富;而在英国的低技能本土白人劳工看来,欧盟意味着不断涌入的移民、不断减少的就业机会和自身传统生活方式的毁灭。

这种新形势就对领导人的沟通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导人必须明白自身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而不是某个政治群体或派别的代言人。尽管领导人也难免有自己的党派身份,但他(她)需要伸出手跨越政治界线,向对方表示好感,向对方的观点与世界观表达理解的意愿。在所有方面,梅都没有选择这样的做法,这也就铸就了她的悲剧。

当然在另一方面,英国另一主流政党工党的领导人科尔宾也表现不佳。工党的支持者里也有强烈主张英国脱欧的人,而科尔宾也被困于两派之间,无所适从。主流政党的领导人日益被这种两极分化所挟持,而不是以智慧和技巧来驾驭政治潮流,超越这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的难题之一。

就在梅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之后,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传统主流政党继续流失席位,其席位被疑欧派政党和左翼的绿党蚕食。两极分化的政治进程依然在持续,远未到达终点。特雷莎·梅的时代不值得留恋,她的悲剧也不值得同情,主流政治领导人所要做的只是从中吸取充足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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